霜冷长河_余秋雨【完结】(12)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锋、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qiáng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何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jīng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它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qiáng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rǔ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qiáng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头一动,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陶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此文经王元化先生jīng细校订,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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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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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友情

  严重的友情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qiáng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jīng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严重的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一切的真伪。

  如果,我们长期所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论,我们将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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