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写下了：善良。
读者一看，笑着说声谢谢，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遗憾。善良，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两个字，别人看了还以为是让他警惕自己心头的不善良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不断写下去，而且与此相应，凡有演讲总不离这个话题，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复，不厌其烦。
我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继续做下去，把这两个字念叨到生命的尽头。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有时又会突然想起，在街市，在书房，在宗教场所，甚至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旷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笔来专门讨论，又觉得它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讨论又常常会使原本轻松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什么，善良?不就是说好人么，我们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但什么是好人?为什么是好人?
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家长能明确回答。等到这些孩子终于也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怔怔地寻找答案。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rǔ。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bào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bào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bào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rǔ。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的辩论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