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jīng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rǔ，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yīn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jīng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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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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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梦魇
"构思过度"对创作是一种危害，营养过度对健康是一种摧残，而江河湖泊水质中的营养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污染。智能也是一样，过分地运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就会导向灾难。
前一篇文章提到一个绑票杀人的大学教师，从案情看，似乎不必先把"性本恶"的帽子加到他头上。
事情的起点竟然是一次愉快的嬉戏。这位教师从老家回单位的半道上看到河堤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就凑了过去，后来其他孩子陆续走了，他还在与一个七岁的孩子玩着左转右转的游戏，十分开心。没想到孩子转晕了，一头栽进河堤边的污水沟里，摔落了几颗牙齿，满脸是血。这位教师紧张又慌乱，担心孩子的家长加罪于自己，只能用手去捂孩子血淋淋的嘴，这一捂他的手就没有放下来……
不知犯罪心理学家是如何论述胆怯和疯狂之间的关系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极端却总是相辅相成、互相转换。一切疯狂背后总隐藏着胆怯，而极度的胆怯又会转化为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导致多大的疯狂，在事过之后大多还是会良知复苏的，尽管这种复苏有时已经于事无补。
也有一种东西能阻止良知的复苏，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梦游。智能梦游一旦开始就进入自己狭小的逻辑坑道，坑道外的风景看不到，逻辑外的道义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着这一步，着魔一样走下去。任何复苏都需要惊醒、打断、脱离，布莱希特为了防止戏剧观众进入迷迷糊糊的梦游状态就用过这种办法，以求观众能获得理性复苏，但生活中缺少布莱希特，很难把梦游者惊醒、打断、脱离。这个罪犯(叙述至此我们已经无法再称他为教师了)正是进入了这种状态。也许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应解释为杀人而只是把一个半死的孩子稍稍往前推了一步，也许暗喜自己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也许对自己害怕的孩子家长还心存恼怒，他居然顺着邪恶的惯性投入了盘算，而一进入盘算，他的兴奋机制就被调动起来了。他想，我既然已经化繁为简，为何不进一步化害为利呢?脑子一转，他便制造了孩子还活着而只是被绑架的假象，向孩子的家长进行敲诈。一想到这场假绑票的种种技术性环节，种种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战术，他的大脑神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其它问题什么也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