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她挣扎过来了，艰难而又必然地拿起了画笔。那枝画笔，已不是先前那枝伴随着无数欢声笑语的魔棒，而是一枝熔铸着有关人类生命大恐怖和大安详的拐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她重新站立之初的生命记录，这份记录属于她，又属于无数生命，属于那些未必生重病、未必会画画的生命。
我们的艺术显然长久地误会了大气磅礡，以为巨大的篇幅、堂皇的排场就是，以为漫长的历史、壮观的场面就是，以为山顶的远眺、海边的沉思就是。其实，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jiāo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
于是，开始有了生命的气势。
——《胡怡闻病后画展》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余秋雨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s://www.eshunet.com/
更谦虚一点
复旦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趁假期长途旅行，远至西藏，一路上写了不少充满文化激情的散文，其中一部分，现正放在我的案头。
他们实在是值得羡慕的一群，那么年轻就走了那么远的路，居然不是为了打仗，为了逃难，为了流放，为了"上山下乡"，而纯粹是为了考察。中国兵荒马乱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放任于山水之间的青年旅行者，实在是久违了。有了他们，这块土地简直有点奢侈了，这真叫人愉快。
由于他们，一种比较地道的文化审视态度出现了。这种审视态度，并不仅仅是动用文史知识来诠释景物，也不仅仅是面对景物而浮想联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充满着无数问号、极有感觉弹性的文化软体，与自然和历史周旋。
在他们的游记中我也发现了一些毛病。我对此略有担忧：这些毛病是不是我早先的一些散文传染给他们的呢?如果是，应该及早由我本人来指出。
我要告诉他们，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就会更大气，走在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
我还要告诉其他更多的读者，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读《寻找太阳城》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余秋雨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s://www.eshunet.com/
人类两大动作
《华尔街日报》评论布尔斯廷的两部学术著作《发现者》和《创造者》"富有戏剧性"，这倒使我这个戏剧专业出身的人仔细想了一想。
想的结果是，不错，可以看成是戏剧。主角只有一个，人类;全剧只完成了两个动作，发现、创造。
布尔斯廷用如此简洁的方式来提炼世界历史，实在是器宇恢弘。全书史料丰富，大多数史料都包含着人情味极qiáng的情节性，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读完之后才明白，原来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确实都包容在发现和创造这两件事里面了。人类当然也于了不少坏事和丑事，作者不予理会，不是他学历不够，或疏忽大意，而是只想呈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为比照得琐碎可笑。无地自容。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这种历史态度，不仅与实证主义史学判然有别，而且也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我猜想布尔斯廷一定受到过年鉴学派整体史学观的积极影响，读他的书总能联想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能想到比利时历史学家佩伦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古董鉴赏家，我就会把目光盯住那些陈旧的细节不放，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与年鉴学派史学家相比，布尔斯廷有更多的文学气息，所以人们也喜欢把他归人文学派史学家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学派，当然不是指文笔和想象，而是指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以此为基础，再来发挥叙述的情节性和感染力，也就蔚为壮观了。
——读《发现者》、《创造者》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余秋雨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s://www.eshunet.com/
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记忆中，"中国"这个词在西周就出现了，内涵却一直在变化。秦汉以后，历朝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
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qiáng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jiāo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专称出现在外jiāo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一七九三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qiáng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làng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làng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