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秃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才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
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子到处套，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熟语：“不是说，读书越多越愚蠢吗?”
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
以后好些日子我天天听他讲“语文差错”，实在受不住了，便动了一个不太厚道的脑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学荣广润脾气特别温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让他来替我抵挡一阵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秃顶的邵师傅说，我的语文差错给工宣队带来那么多麻烦，于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荐在这方面成绩比我好得多的荣广润，来写劳动进度简报。
“比你成绩还好?”秃顶的邵师傅有点惊讶，又有点兴奋。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我说。
“那就让他来试试吧。”邵师傅立即憋足了劲，准备对付荣广润的语法和修辞，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几天之后，荣广润哭丧着脸向我直摇头，说：“全是你gān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万要耐心顶住。”
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
任何带有颠覆心理的文化骚扰者总是竭力装扮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来抢夺颠覆权力。对此我们不应采取不屑理会的游戏态度来讳避。据说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对于各种政治陷害不予抗辩，有一次却对一个专来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诸多差错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声：“去!”
“文革”后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考教授”运动。一大批工宣队员、造反队员一定要考出个“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结论来，全都翻着《赤脚医生手册》考医学教授，翻着《学生小字典》考国学大师，据说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识错误”，教授们受尽屈rǔ之后，终于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gān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jiāo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
“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gān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gān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cháo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she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但是，外jiāo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jīng神。他反正一有风chuī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