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贬我，都无关爱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他对报刊是仰望的，刚才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 ：“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chuī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说到这里，我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作了一个重要告诫：再也不能拿着金牙齿给他的那些假材料到处塞给人看了。我说：“你再低头看一看，这些材料为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些材料查到的内容，为什么都恰恰集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而不是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这些材料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盖章，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不上缴政府有关部门归入档案，却偷偷地留在这个人自己家里几十年?”
我说：“不管在什么国家，私自伪造、截留、复制、散布、曲解档案都是有罪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散布早已被废弃的整人材料!”
我想被告应该听得懂，金牙齿有严重触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齿，我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被告，心想这确实是一个被人家当枪使的可怜人物，真有一点“弱势”，内心更多了一分原谅。
余秋雨《借我一生》
墓地和法院(三)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
?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qiáng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gān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我说 ：“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
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放过他吧。算起来他已经很老，听一位记者说，他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不断为他的行为与他吵架。……年龄法则超过其他法则，我永远也不会去惩罚一个老人，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