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余老师说到“文革”时别人造反gān革命，他却气定神闲在一旁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他不知我听得心里有多惭愧，那时他才二十岁，那么早熟和沉稳，我猜自己在那样的大动乱背景下，至少也要昏天黑地谈个恋爱什么的，哪里能有他那份从容和冷峻。有些东西真的是使劲学也学不来的。余秋雨之成为余秋雨，有他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我看不起别人只在翻译过来的基础上搞研究，以为那不过自欺欺人，但自己的外语水平又不足以去获得一手的材料。所谓“眼高手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只好“委屈”地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中国戏剧这一幕，收获的却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结果。而以我当时的学术能力，我还只能停留在怀疑和否定阶段，我还没有能力去建设些什么，构筑些什么。依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手段，个人的研究总是要依附于具体的剧作家和作品的。而我，目光无法在已有的任何一个结果上停留。
转了一个圈，我又转回到原来那个地方。
有一次余老师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位研究柔石散文的年轻人，自己写的散文不知要比柔石的好多少，却很少去写，只在那里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研究柔石的散文!
毕业许多年之后，我也终于敢对余老师说出这样的话：我研究了三年戏剧，最大的收获是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戏剧!
余老师哈哈大笑。这时他也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进入了另一番的天高地阔当中。
成功到来之前的许多环节
以后太多的人听说我是学戏剧的后，大惊小怪地看我。我也学会了自嘲。我gān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和戏剧“邂逅”了三年。
终于还是没有走上做学问的路，三年研究生生活也没能帮助自己沉浸下来。我那时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记得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文学》的小编辑看过我的小说，喜滋滋拿去奉给主编，却被主编轻慢、教训了一通。他只好安慰我，说他将来混到了主编的位子
，一定发我的小说。我像许多现在20几岁又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每天都在认真地问自己：我是做学问呢，还是写小说?结果就是我既没做成学问，也没写好小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这一点和余秋雨老师倒有点相像，既有理性，也不乏感性，不同的是他学问做得好，散文写得又独领风骚。应该说他把自己开发得很好。
人们总是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成功，很少贴近地去想成功背后的众多努力。我就知道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大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他们也和我一样，基本上都还停在“愤青”阶段，沉不太下来以自身的才能去创造些什么，去获取社会的认可，这使他们产生了另一种不理智的心态：在他们眼里，凡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就是媚俗和不光彩的，凡是日子比自己过得好的，就是不正当的。就像他们有的说到我的老师时，总是要冒出几句“愤青”式的话语，有时会连带着把我也攻击一番。我站在他们中间，对谁都客观、体恤。
有时会想，像我这样“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如果不是因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如果不是因为他又正好是我喜欢和欣赏的人，我会这样把心态放得平平的来阅读他、追随他、进入他的世界吗?
真把自己问得吓了一跳。
在我结jiāo的朋友中，大多不乏才气，也大多埋没于俗间，与社会格格不入。当然这种格格不入，有的属自我放逐，有的则纯属无可奈何。他们可以无保留地推崇某一位远在天边的西方作家、艺术家，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但无论如何，对自己周边冒将出来的新锐人物，是不会轻易服气和认同的，除非是自己的狐朋狗友。这里头有骄傲、嫉妒、不平、不屑等等复杂情绪在作怪，让我们自愿放弃了与同时代另一些同样有才华的人群的沟通。
记得早年有一回我和女友去文化宫书市淘书，要淘的当然都是外国文学类，那时是很不屑光顾中国文学的。走过一家书摊，看见那里贴着张海报，是一位永远在写知青小说的作家在那里签名售书。我们都从没耐心读完过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对他照搬生活毫无想象力的所谓写实深怀恶感与不屑，我们就决定损他一把。瞅了个没人的空档，我和女友肩并肩朝他走过去，满脸文学女青年表情。就在那人想当然要接受我们的崇敬时，我们小脸一变，扭头就走，给他个不尴不尬自讨没趣。跑出了老远，我们还蹲在地上笑得起不来。
这就是我年轻时gān的众多好事之一。
现在想那当然是很伤人很不人道的，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心平气和读过那人的作品，就因为大多数人喜欢他的东西，就让我反感他，不稀罕他。
其实还是余秋雨说得好，作为各自独立的作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艺术尺度用在别人身上。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的朋友某某(也是一位大名人)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别人对你的议论，对你很有看法呢。他无奈地望着我笑，不知说什么好。
我说我告诉我那位朋友，名人都是要被人议论的，中国人爱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人家传你的那些“坏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在认识你老兄之前，我也听到过不少对你的议论，如果我不是后来有幸认识你了解你，成为朋友，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到处跟人说你老兄其实是个非常好非常体贴细致的男人，尤其对老婆好。我成了你的业余宣传员了。所以什么事最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为，才好相信。就像别人议论余秋雨，许多是以讹传讹，挺不负责任的。有一次我看到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报道，他就说自己一直在抵制“听说”这两个字，先是根除自己嘴里的“听说”，然后是拒绝听别人嘴里的“听说”。我觉得他挺智慧挺有脑子，我们都要跟他学。
余秋雨听着我的话，一直在说“谢谢谢谢”，我感觉得到他的真切。
冷静下来想，其实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在观念与心态上，很多时候比年纪大些的余秋雨，反倒要老旧、迟缓得多。他有时像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会蓦然联想起这状态到达之前的许多环节，看到他一次次qiáng有力的行动，更会照见自己死气沉沉和怨天忧人的样子。广告里说“脑白金年轻态”，“年轻态”三个字送给余秋雨很合适。
21世纪了，年龄在一天天增加，我想大多数人到死也找不到自己那个位子的。眼看“愤青”成了“愤中”，再一不留神，就该到“愤老”的岁数了。一些笨人和蠢人，每天在那里可怜巴巴或愤世嫉俗，那是他活该，谁叫他无能又缺才。而另一些懒人，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愉快和富裕。
此话算是共勉。
我猜他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1)
“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惟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衍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