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半仙算命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还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马兰玩得挺好，两家住得很近。
据说在上戏读书时，刘半仙给余秋雨算命，还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来着，听起来级别显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与女人算命，关心的着重点好像也不一样，女人爱算所谓爱情，男人则偏重所谓事业。在上戏，连那些关于余秋雨未来的种种前景都给传来传去，总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飞huáng腾达让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那时刘半仙把余秋雨的事业算得那样了不得，仿佛唾手可得，余秋雨也并不排斥，由他去说。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应该也算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环。
两年前的暑天，我背个大包游dàng至江南六镇，几乎每到一个古镇，都与凤凰卫视《寻找失落的家园》摄制组相遇。那几天他们的一位副台长、著名的航拍专家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难，搞得我一见他们就想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心生悲怜。摄制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家伙，大概看到我的行头装束不同别人，每次都要缠着打听我是不是在搞社会调查。最后互递名片之际，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张口便问他，你们去周庄没找刘半仙吗。这个叫阿诚的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认识刘半仙。
我一笑，我们的校友刘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在自己在江苏昆山搞文化公司，但听说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么一诈，就诈着了。
这个认识刘半仙的阿诚很喜欢聊天，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镇周庄时，一个叫阿诚的人在我边上打手机，刚好是给马兰的，好像在说你们去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事情。余老师听了，马上高兴起来，说阿诚啊，阿诚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到处开茶馆，都是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总是约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请朋友去喝茶怎么挣得到钱。可他不管，还要贷款接着开茶馆，开得到处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开的茶馆喝茶。
我眼前马上出现古镇上阿诚四处找人闲聊天的样子，想起他说凤凰卫视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钱，不为别的，就想跟着出来到处逛逛。听起来仿佛一个活得随心又单纯的人。心想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经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饮茶，一个圈套一个圈，真的就像余老师说的，他自己倒喜欢和文化圈之外的人jiāo朋友。这倒有点像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外打开，越来越脱离他早先的业务领域、居住区域，是他的一个取向。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1)
1988年我们研究生二年级时，余秋雨写了散文《上海人》。
有一天走在路上，师妹幸灾乐祸跟我说，秋雨兄写了篇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你应该看看。
我问她他怎么写上海人的。
她说反正跟你平常的说法不一样，比如他把上海人的自私、冷漠说成是独立与自由，是宽容的另一种表现;上海人的jīng明、小器是因为他们智商太高，没处展现才转而在一些小事情上斤斤计较，算进算出;就连上海人的排外，也是他们“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迷恋”;还有他们的崇洋媚外、不择手段要出国，是因为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追求。“还有好多，总之，你眼里的上海人的恶习到他那儿，都成优点、长处了，把上海人美化得不要太好哦。反正你自己去找了来看好了。”
我穿行在街上的上海人丛里，思路一边随着师妹的话迅速展开，一些火花一闪一闪飞过去，我说哎，这倒挺新鲜的，蛮有意思啊。
师妹不信，说也就是秋雨兄这么说你才这样，要换了别人你不要骂大街哦。
我说你胡说，我gān什么要骂大街，再说我也没有说同意秋雨兄的观点，我是说他看问题的角度、提法蛮有意思的，至少在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谈论过上海人。挺好。同一件事情看你选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过去嘛，反正若要我来写一篇上海人，我是写不出他这样的新意来。
我接受的还是他想问题、表达问题的方法。
那时师妹们都把纯正的上海话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一来上海同学就要大练口语。我在南京呆了六年，从来没有刻意学过南京话，但南京话也说得还可以，我经常跑到大街上和南京人民说南京话，很愉快地打成一片。但师妹们嘲笑我：“这里是上海，你要搞搞清楚，上海人门槛老jīng咯，你敢上街说不地道的上海话，不要被人骂作‘江北人’。”我一听大家这么当回事，gān脆连听上海话都没了耐心。
在上海呆三年，一秒钟都不曾闪念过要留在上海。其实说心里话，我真是喜欢上海这个城市，但跟上海人一点处不来，总觉得自己在上海jiāo不到朋友。你想想，一个人在一个城市没有一两个朋友，没有人和你一道胡说八道或者胡作非为，那还有什么意思。
师妹爱上海爱到爱屋及乌，脱胎换骨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不似“江北人”的上海人。在她们眼里，像余秋雨、谢晋这样的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上海人，得三代以上生活在上海才算得上，据说在她们的同学里，有有幸嫁到这样人家的，当然也就顿时成了真正的上海人。
很多时候听到爱上海的同学议论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是知难而退，并且慢慢地就生出些反感。搞来搞去上海人就成了我心目中天底下最俗气的人。比如那时表演系一个叫盖莉莉的女孩儿和一位上海男生谈恋爱，她去买饭菜票，排在我前面，刚一转身，卖饭菜票的一边给我数钱一边议论她的恋情，最后还要很不屑地来上句“外地人啊!”好像就为这个，她便配不上那位上海男生了。
不过那时候，我也没有把余秋雨往上海人堆里放，听口音肯定是江、浙、沪一带的人，我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师太”“师爷”们就住在上海。毕业后在深圳见面，他说冬天上海冷，经常要接父母到深圳来住一些日子，我才知道余老师的父母也是上海人。不过照师妹们的算法，至少也得是“秋雨兄”的祖父母辈就在上海过日子，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上海人。真是搞得不要太复杂哦。
但他那样谈论上海人，我以为当时他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亲人和大多数朋友熟人都在那个城市，下笔肯定不一样。而我对上海人的感情有一点复杂，小时候全家下放的村子里，就有几个上海知青，他们好像总在偷老表的jī吃，却不知怎么和我老爸玩得很好，也常带我和弟弟玩，我是很喜欢他们的。后来上中学，班里又有父母在三线厂工作的上海同学，他们一般是很傲的，只与我这样学习好的同学来往，我有幸去过上海同学的家里，还跟着去过他们父母在山里的工厂。我特别害怕又特别佩服的数学老师一家，也是从上海下放来的。还有我的爱臭美的母亲总爱托回家探亲的上海人带些衣服、围巾什么的，那是足以叫小镇上的人们羡慕得要死的奢侈品了。总之小的时候上海人是可亲的，上海也曾是我向往的一座大城市。偏偏长大后真到了上海，却无端对上海人生出不少的反感。也许对上海人了解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