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jiāo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huáng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qiáng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jīng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jīng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chūn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亲情(1)
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我又想着见面时从余秋雨那里“偷”点有关现代旅游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们想到了一处，坚决反对那种举着旗子被导游领着四处疲于奔命的旅行。他说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羡慕，希望自己有时间也和马兰甚至两人的父母一道，能经常性地
到选定的某个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闲自在。但是这样的事不太好办到，因为父母辈根本不习惯，在他们看来，参与如此“奢侈”的事情简直就是受罪，jīng神折磨。我说对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出门不要说坐飞机了，给买张软卧，还一个劲说我làng费。完全没法带他们一块儿玩的。
说到父母，我们都笑起来，无可奈何。他们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节俭都成条件反she了，现在一下要qiáng迫他们花钱享受，真个是对他们搞jīng神折磨。
我刚从上海扮小资回来，跟他讲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馆，每一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是那种奢靡、繁华、略带些颓迷的气味，洇洇的。难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这样子的?
他摇头，告诉我不对的，这样的怀旧是虚假的、做作的、想象出来的，你想想上海的历史，二十年代蒋介石搞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进中国，东北被占，南京大屠杀，上海沦陷，那都是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那才是真实的上海。没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上海所谓穷奢极欲的生活，多数人只是隔着围墙，顺着里面飘出的歌声，去想象着别人家的生活场景，这种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种弥补，一种jīng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夸大了，被梦化了。现在所谓的怀旧，就是怀的这种想象出来的旧，是不真实的。
2001年chūn天，余秋雨回到故乡浙江余姚上林湖畔，为他的家族重修祖坟。这里埋葬着他的祖父和其它亲人，他最爱的老祖母还有他的年轻的叔叔的骨灰。
这是一个生命力很qiáng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jīng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