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是，说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吗?我说我一听“商榷”这个词，就闻见一股酸臭、迂腐味儿。它总像是挂了一张和和气气的脸，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项礼数不厌其烦，骨子里却摽足了劲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狭隘。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才子”同学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万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目的只在与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删得只剩了二百来字，放在一个什么“求疵”栏目里，弄得我每次见他都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求屁文章?”
我说余秋雨这人挺大气宽容的，包容性很qiáng，挺现代的，不过你们都有点老土，有点小农民。
对个别零碎而尖刻的谈论，余秋雨的反应克制，冷静，话说得在我看来很高贵，极有水准，并且我认为有广泛意义。
他说：“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二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
后来《行者无疆》出了珍藏版，jīng美别致，里面还有一张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师手书的杜甫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足见其取向。
余老师送我一本签过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们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书放在一起，自以为比别人更深谙这些书中的历程和岁月。
十几年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在找寻和确立自己。顽固不化和拒绝时代，是可耻的。而轻易否定和丢弃过往，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真诚。
私下，总是无比庆幸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读到了余秋雨，领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来的三年，十几年，我会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亲近的追随者。
以后，也一直会是努力的模仿者。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车穿越华山路。
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
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
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
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huáng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jīng彩是jīng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
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
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赤luǒ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
那应该都是jīng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bī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jiāo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