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诸位老师，请接受我十七年以后的道歉。
学生打分和老教授听课这两种力量制衡了八个月之后，真正的权威登场了，那就是学院教务处制订的“全院各专业应设课程总目”。一共九页，印了很多，广为散发。
所谓“应设课程”，是我会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gān经过反复研究jīng选出来的带有理想性、引导性的课程结构，研究时参照了国外和台湾地区同类院校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学院能够勉qiáng开出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课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标出学分。重要的学分高，不太重要的学分低。这就是学院对于学生自由选课作出的指导，使他们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保持了应有的专业高度。有些课程艰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学生怯于选择，那么就用很高的学分来吸引。
这么一来，不久前还在为获得选择自由而欢呼雀跃的学生们开始皱眉，他们终于发现自由的选择其实也就是艰难的选择。艰难什么?艰难于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规则，艰难于他们对自由中的自我和规则中的自我，都不认识。
现在说这一些，也许很多学生和教师都会讪笑我对于学分制常识的噜嗦表述，他们真是让我羡慕。须知在当年，我们的试点在人文学科的教学领域似乎还是全国领先，因此风险重重。大多数教师不可能喜欢这一套，大多数学生也都从开始的喜欢转向放弃喜欢，上级领导机构对这样的问题不会具体表态，一切都靠我们这些人担待着。我当时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难万难，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我在大小会议上不断向教师们论述，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看似针对他们，其实是针对着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低效化迷误，以及几十年来中国高教的传染性衰变。如果不痛切阻断，我们将会长时间陷于黑dòng之中。
六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些悖论和艰难，否定自己长达六年的任职。
我从来没有后悔，把两千多个大好时日投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
也许学院终究无法摆脱循环往复的悲剧宿命，而我，却成了另一个人。
在担任院长之前，我的经历已经堪称丰富，但还未曾有过一段完整的时间，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承担起一个庞大群体的全部凶吉祸福。不是像在农场时那样仅仅带着一队人劳动，而是在冰河初裂、处处拮据的困境里，实实在在把一个重要文化院落的大小事务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教师、gān部、职工和他们家属的名誉、工作和收入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学生的培养、教育和前程都管起来了，这对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种难言的体验。
那时我已搬到位于龙华的教师宿舍居住。分配时大家都不要二楼的房，说是全楼的卫生管道都在二楼转弯，经常堵塞泛滥。我想，有问题总要解决，我是学院领导，最叫得动总务部门的修理工，应该由我要下大家都不要的那一套。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的预计，在我任职的六年间，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卫生管道的堵塞泛滥，不知修理过多少回都毫无办法。这种情景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龙华宿舍的老住户们一定都还记得。
为什么就修不好了呢?真是奇怪。
我想过很多土办法，例如一次次地用各种沙袋堵马桶，但一遇泛滥次次失败。那时我会敲几家的门，请他们一起来搬运我底层书架的书，免使它们被淹。我也想过能不能底层书架gān脆不放书，就像把洪涝地区的居民永久搬迁?但我的书实在太多，清理不出其它地方安顿，而且我那时已经忙得完全没有时间清理，只能在水漫金山时突击抢救，抢救这些被主人冷落已久的可怜书本。
我能听到(5)
七
家里已经装了电话，时时铃声不断，全是公事。
这天傍晚刚进门，就接到静安区区长韩士章的电话，与我商讨我们学院南京西路宿舍动迁的问题。韩区长也刚由医生从政不久，脑子够用，我们两人都怕被对方看成是书呆子，互
相开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一个电话打下来十分劳累。
与韩区长通话中我发现，有几个具体的技术数据必须问学院的房产科长。房产科长家当时还没有装电话，就在对面另一幢楼的六楼，我得立即亲自上门去问，以便应付明天上午的正式谈判。一层层爬楼要经过很多人家门口，过去我在楼道间习惯于低头快步，现在不行了，成了院长见人都要打个招呼，还要停下来说一会儿话，说话的口气又不能是敷衍。那年月，一句敷衍就会让敏感而又老实的教师难过很久。
见了房产科长，我问完要问的事情，他又告诉我明天法院开庭，有关我们学院与外单位的两起房产纠纷，一起是被告，一起是原告，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法院门口的开庭布告上我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两次。我匆匆问了案情，又问了所请律师的名字，希望争取胜诉。
说完回家，在门口就听到电话铃声。赶紧开门，一听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要求立即赶到康平路开会，朱镕基市长要找几位高校校长谈话。司机在隔壁一幢楼的底楼，我去敲门，然后发动汽车。朱市长今天主要了解大学生的伙食管理问题，谈完，又留下我询问上海戏剧学院有没有可能搬迁到浦东，因为浦东开发中还缺少一个响亮的文化项目。我说我们学院还受到北京国家文化部的管辖，估计他们不会同意。后来朱市长每次开会发现我不在，总会自己解释一句：“哦，他是直属北京的。”
从康平路回来，九点半。我正在翻阅学院内几家校办工厂的经营报表，电话又响了，拿起来一听，声音很轻，是我楼上的一位教师到四楼一个企业家家里借电话打来的，他说：“院长，你说话轻一点，现在你的门口有三个女学生睡在地上，准备睡通宵，让你明天早上开门一见受感动。”
“她们有什么事要让我感动?”我问。
“我已经问过了。她们中的一个，就是去年被你开除的，今年想重新报考，表演系不接受，只好直接找院长了。其他两个，是陪她来的。我劝她们回去，劝不走。”那位教师说。
我一听就笑了，心想这真是喜欢采取极端行动的一代。打人极端，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忏悔，来表达对专业的虔诚，仍是极端。我准备立即开门劝她们回去，有事到办公室再谈，但人家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总得表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啊。
一想意见，我的思绪就更加明确了。任何处分都有时限，去年我们规定开除的决定不进档案，就是要免除一种没有时限的惩罚。表演系的领导去年不同意开除，今年又不同意复招，都是沿袭了以往的思路，我们应该把这种思路扭转过来。
想清楚了，正准备开门找她们谈谈，不好，马桶又泛滥了，而且势头很大。我连忙开门，拉起那三个睡在门口的学生，请她们帮我抢险，再去呼唤jīng熟此道的两位邻居。三个学生一见险情身手矫健，一边通堵，一边舀水，一边搬书，闹腾了一个小时左右，大致解决了问题。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告诉她们，重新报考的问题我明天就会与表演系和教务处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