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政新篇》，学者潘旭澜先生曾指出：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能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
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qiáng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他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却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同时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
【第二章 坚船利pào叩国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
第1节 慈禧太后主政
女人当家
清廷在同英法jiāo战、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皇权在不自觉中又进行了一次更替。清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这同幼主登位、决策者发生变故有关。
咸丰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贯qiáng硬。恭亲王在兵临城下的时刻，几乎是别无选择地签订了《北京条约》，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逃亡承德的咸丰帝来做。咸丰皇帝不太愿意妥协，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留守北京的官员竟然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对外国侵略者心存幻想，对外夷由抵制转而亲近，他们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并在此后的很多年内一直力图维持这种关系，这与逃亡在外的咸丰朝廷是有很大分歧的。
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咸丰帝竟然病死在承德。咸丰帝身旁有几位作风qiáng硬的抵抗派，以肃顺为代表，急欲维护清廷统治，希望能够纠正政府各种弊端。肃顺作风泼辣而严厉，颇受咸丰赏识，并逐渐取得了实权。咸丰去世前，立下遗诏，立5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并任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事。载淳的生母慈禧，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慈禧善于玩弄权术，同恭亲王商量，发动政变，处死了护柩回京的肃顺。此举得到列qiáng的支持，1861年11月11日幼帝即位，年号同治。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在此后的47年中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男人打仗
清廷经过政权更迭，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政权上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稳定。之后，清政府内有恭亲王、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似乎景象一新。这段时期也被叫做“中兴”。有学者曾说过：“欧洲人的到来，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大与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外部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自我修复的需要，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另一个时代过渡。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武装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捻军趁太平军动乱时开始由原来分散的组织发展为联合作战。清政府对其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捻军在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雉河集站稳了脚跟后，频繁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令清廷很是头疼。
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他们的部队使用了土pào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qiáng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朝廷继续派出曾国藩剿灭捻军。各地动dàng的局势，使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农民军手中收复的城镇，民心需要安抚，民政需要恢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同样是一场考验。清朝出台了一套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办法，对于因战争受破坏的地方，田赋豁免。其他地方，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地方武装逐渐建立起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掌握着qiáng大的军事武装。清廷收敛起一贯的傲慢气焰，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录取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同时，兴办洋务，在外jiāo方面，与外国列qiáng谋求合作。
第2节 洋务运动为何没使中国走向富qiáng
三次辩论定乾坤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未曾给中国太大的触动，“二鸦”给天朝带来的可是无限创痛。京师被洋人攻破，帝国都城三千多年来头一次被洋人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外逃，避难于避暑山庄，英年早逝一命呜呼。痛定思痛，朝廷决定改弦更张。
由于对如何解决国内重重危机，是否需要向洋人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等诸多问题上的差异，朝廷官吏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dòng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这也是洋务运动的目的。两派都是要维护清朝统治，但是怎么维护在手段上是有区别的。一方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就行了，一方说洋一把吧。洋务派跟顽固派进行了三场论战。
第一场是华夷之辩。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的统治和伦理道德。中国近代的探索举步维艰，小日本为什么一下子就成功了?甭管我跟谁学了，我都还是日本人。中国几千年都是人家跟我们学，现在我们跟别人学，学了以后我还是不是我?这种观念非常qiáng烈。你如果让我们学洋人的东西，那就是以夷变夏，如果中国人都认为洋人先进，北大清华毕业生都跑美国去，这不就是以夷变夏?当然这场辩论洋务派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因为甭管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其目的都一样，就是用洋枪火pào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保卫儒家文明。
第二场辩论是道器之辩。道是制度，器是技术。中国人是看中制度还是看中技术?当然是看中制度。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gān橹”抵御外侮。洋人来了之后怎么抵御他?给他上课，讲四书五经，拿经书把洋人gān掉，顽固派一帮人都是理学名家。洋务派说，大学士您说得太好了，但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gān橹，无益于自qiáng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已致酿成庚申之变”。恭亲王当朝问顽固派代表倭仁老师，下次若再发生庚申之变，联军打北京你敢不敢到前线去跟英国人理论，敢不敢披着你的甲胄，举着你的gān橹去给人家上课?如果你敢的话，则本王唯大学士之命是从，吓得倭仁二十多天没敢上朝，说我脚崴了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