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大禹治水之后，使夏代后裔，延续天下的治权，达四百余年之久的文化，那便是夏代以真正农业立国的文化。因为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历法等原始宇宙的学术思想，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变换的物理原则，配合农业社会的人文文化，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jīng神，是崇尚朴素笃实的本质，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夏尚忠”的文化jīng神。到了成汤革命，灭掉夏朝末代的bào君桀以后，建立商汤六百余年的文化，一变夏代文化朴实的形态，偏向于天道的观念，走入“以神道设教”，类似宗教的jīng神，因此便形成殷商时期，历史上有名的“殷尚鬼”，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jīng神。这个属于《书经》文化系统，一变再变，一直到了西周文王兴于陕西，他承继西北高原传统，赐经》文化的系统，参酌古今之宜，演扬易学而成《周易》一书的基本学术思想以且;再经过他的儿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周公旦的扩充《易经》学系思想，融会三代以来人文文化，与部分承继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才得完成周代礼、乐、文教、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系。换言之，到了周代，才算是综合上古以来，所有文化的大成，是后来为孔子所赞颂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文化jīng神。因此，我们可以在《易经》、《书经》以外，看到《礼记》、《chūn秋》中许多属于《易经》学系，也就是后来儒道两家共同宗奉的学问，如《礼记·月令》等--chūn秋工制、月令、历法，与灾异、天象示变等的观念，有关于《易经》象数的学术思想。
但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周代文化，是专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后来在chūn秋、战国时期，是属于鲁国文化的系统。如果研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那就各有异同，并不一致，彼此之间，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传承的文化jīng神。例如，神农的后裔，封在河南的焦城。huáng帝的后裔，封在山东济南附近的祝(长清县)。帝尧的后裔，封在河北的蓟(就是清代的直隶顺天府的大兴县)。帝舜的后裔，封在河南开封附近的陈(陈州)。大禹的后裔，封在开封附近的杞。殷商后裔的贤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后裔的贤人箕子，因献洪范而被尊为不臣之敬，受封于朝鲜。这些诸侯的分封就国，都是上古与三代的后嗣，并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而受到分封的爵赏。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jīng神，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伟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从其师尚父(太公吕望)为首，封于齐，周公封于鲁等等，所谓“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余人。”这样便是周代分封诸侯而建国的“封建”局面，大有不同于欧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东西两方“封建”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必须要加甄辨。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由周初分封建国，直到chūn秋战国的七八百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字、言语，并未统一，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也各自保有他的传统，等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虽然国家一统，而各地方的风俗、习惯、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异。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混同局面，在秦、汉之间，才得正式完成。
因此我们读周、秦之际的诸子百家之言，凡有关于道家学术思想的典籍，大多都如司马迁所谓：“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便是因为方言的不同，文学的格调没有统一，所以便被秦、汉以且自称为儒家的文人，一笔勾销，认为不值一顾了。其实，道家的学术思想，是偏向于自然科学理论的成分居多，不像儒家的学说，是偏向于人文思想的成分为主。凡是近于自然科学的著作，必然缺乏文学修辞优美的情调，有关人文学术的，无论如何浅薄，它与文学毕竟不可划分。道家“方士”学术思想，以及诸子百家有关于原始科学理论的学说，就在这个原因之下，被断送埋没在“异端”的学术罪状之中，达两千余年之久，我们只要留心历史文化的史料，这个问题，就会容易明白。例如比孔子还早一点的管子，在现在所流传他的著作之中，不论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认为十分可靠的几篇，仔细读来，仍然不同于鲁国文学的笔调，这是代表齐国人文学术思想的一部书，犹如《晏子chūn秋》一样，都具有齐国文学的笔调，在另一方面，司马迁说齐民“阔达多匿知”，庄子在《逍遥游》上，也提到齐国的学术思想中有一本怪书，叫做《齐谐》，他又自加一句注解说：“齐谐者，志怪者也。”换言之，《齐谐》这本书，是齐国人专门集记希奇古怪的奇谭。由此可见齐民，阔达多匿知”的地方性，是由来如此，因此后来中国文化，用来批判不经之谈的评语，便有“齐东野语”的名辞了。其次，例如《墨子》一部书，因为墨翟本人，生活长大在宋国，他受宋国的学术思想影响最深，所以他有类同宗教信仰的崇尚“天志”，而同时又相信鬼神的权能，这些便是受到宋国传统，殷人尚鬼、信天、文化等思想影响的关系。至于他有苦节劳形、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学说与作风，那是继承夏代大禹的jīng神，可能也有受到宋国的邻封，夏禹之后杞国思想的感染。当然，我说这些，都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理路可寻的事，并非就是定案，因为生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时间、空间的环境迁变，绝对已非当时的面目，虽然大家采用书本的资料作考证，也是不免出于臆测。“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不能完全作为肯定的理由，至于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当然是孔门以后的鲁国文化，与鲁国文学的正统。其他如老、庄，是南方楚国文化的情调。兵家著作如孙、吴兵法，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与齐国文学的进步与升华。另如纵横家、法家、名家等学，大多都是秦、晋之间后起的思想，司马迁所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qiáng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杂家的学术思想，与秦、晋、齐、楚有关，也可以说，便是秦、晋、齐、楚学术思想杂集的回旋。yīn阳家言，当然就是燕、齐“方士”学术的源流。我们了解了这个chūn秋、战国文化学术的大势以后，对于其中如何形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讲说。其余如yīn阳、兵、农、医、老、庄、杨朱、墨子、名、法、纵横、杂家等，综错jiāo罗，互相为用，便成为战国到秦、汉以前，统统归入道家学术思想的范围了。
我们讲述道家的文化学术思想，不厌其烦由周、秦以前，再向上溯，大而言之，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传统渊源，以及追溯道家文化思想，实为源远流长的主旨;小而言之，也便是说明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明道家的文化学术，乃是继承夏、商、周三代以上，中华民族发源于西北高原的《易经》文化学系。至于战国前后，变成南方楚国文化的老、庄思想，是其余波的流dàng而已。自孔子一系的儒家文化学术，是传承三代以下，起于中原与东方、北方的《书经》文化学系，到了战国;秦、汉以前，便成为鲁国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所谓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传统。总之，用于人文社会，有关礼、乐、文教、刑政的学术，儒家《书经》文化系统，犹如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规军。用于因应时变，藉以拨乱反正的，道家《易经》文化系统，才是出奇制胜的奇兵，这也便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名的“外示儒术，内用huáng老”君师之道扼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