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qiáng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jīng神，只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jīng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
梁惠王章句下
庄bào见孟子曰：“bào见于王，王语bào以好乐，bào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疾首蹙(安页)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玉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安页)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刚王矣。”
讲究礼乐的治道
前面已经提过，《孟子》的这一章，绝大部分是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谈话。从齐宣王心理上不忍杀牛的一点善念说起，一直谈到后面实行王道政治的许多问题。在孟子到齐国的前后，也正是田氏齐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此时，苏秦也到齐国游说合纵的思想。这里的记载，则是孟子在齐国的这段长时间里，与齐宣王多次见面的谈话摘要。
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说有一次孟子接见他的学生，也就是齐国的大夫——庄bào，谈到齐宣王好乐，所引起的一次谈话。庄bào有一天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我见到齐宣王的时候，在闲谈中，齐宣王好他好乐，我当时不知道君主们偏好音乐这件事，对或不对，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所以没有作答。请问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乐这件事，您认为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以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会觉得很滑稽，好乐就好乐!这有什么了不起。好比有一个朋友告诉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弹吉他，你一定说，好嘛!既然有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养他往这方面去发展。所以只从“好乐何如”这四个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释义，或断章取义，就往往会发生偏差了。
如今要注意的是，这句话是针对人主而说的，人主的嗜好，所发生的影响就大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乐，或者好打球，则往往会影响到政治，所谓“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问题就来了。因为庄bào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特别向孟子提出来请教。其实庄bào问话的语气里，可以看得出来，庄bào这个人的心目中，认为齐宣王偏爱音乐，是不大妥当的。
孟子对于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呢?他与庄bào不同，他始终是用诱导的方法，希望君主们能行王道，施仁政，这就是孟子所以能为圣人的道理。他不同于一般说教家，明辨是非，将善恶作尖锐的对立;也不像后世的理学家们，认为这件事不好，就把它戒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