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gān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gān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chūn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jīng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jīng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chūn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jīng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jīng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jīng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bàonüè，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jīng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jīng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jīng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rǔ，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jīng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chūn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jīng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chūn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jīng神。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qiáng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jian佞。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gān部上面。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bī民变，吏nüè民反的结果。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愈远。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gān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譬如，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chūn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汉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视二gān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