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克兰中学读书时他曾在那学校的报纸上发表了小说《小笠原群岛》，连载了两个月，还发表了其他的作品。他从事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
二十岁时他进了加州大学，但由于贫穷.一学期后又辍了学。他决心靠写作为生，但在他的作品还没有带给他收入以前他还得gān活。他只好在洗衣作里找了一份工作，辛辛苦苦地洗那洗不完的脏衣物。他陷入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之中。他明白了：当一个人为工资而劳动时，他就没有闲暇，也没有时间阅读、思想，甚至没有时间生活。他不过是一部机器，注入食物和睡眠只是为了继续工作。他的这种体会在本书《马丁·伊甸》有关洗衣作的几章里有深刻的描写。
这时阿拉斯加州的克朗代克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给他带来了解决矛盾的希望。1897年3月杰克·伦敦踏上了淘金的路。
他得到资助和三个同伴筹备了八千磅物资准备在克朗代克过冬。他们必须赶在寒冬之前到达靠近北极的育空河流域，路途漫长而艰险。
在齐尔库山，伦敦身背一百五十磅的行李攀登笔陡的山崖，上下一次要一整天。他们四个人用了九十天才把他们的全部物资背到了山顶。许多淘金者都在这座山下被淘汰，退出了行列。然后他们又自己砍伐木料，造了两艘船，沿有空河而下。途中他们遇到一段湍急凶险的河流，许多人都曾试图通过而失败，都说那河段是无法通过的天险，但是杰克·伦敦却说他有把握通过。他们果然驾了船在围观者的一片欢呼声中安然冲过了急流，再步行回来驾驶第二只船。这事引起了注意，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来请他们帮助把船驶过急流去。杰克·伦敦每只船索要报酬二十五元，然后便由他掌舵，几个同伴合力把一艘又一艘的木船驶过了险区。他们一伙挣得了三千元。还有五千元可赚，但已经没有了时间，因为他们还得在冬天到来之前赶到下游去。
他们在零下四五十度的育空河旁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冬天。杰克·伦敦在营地里读了许多书。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斯宾塞的《首要原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读了密尔顿的《失乐园》和许多文学作品。
但是他们没有在育空河流域找到金子。他们认为是金沙的矿石其实是云母。
尽管如此，杰克·伦敦仍然大有收获。他把在那里的经历和见闻做了详细的笔记，那便是他后来发表的阿拉斯加小说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杰克·伦敦因为没有新鲜蔬菜水果吃，患了坏血病，只好起身回家。他和伙伴们驾了一只船，用十九天工夫走完了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来到白令海峡，然后从那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这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中杰克、伦敦已经开始勾勒出了他一些小说的轮廓。后来他写了出来，让自己获得了永生，也让那里的人和几只狗获得了永生。
从育空河回来之后的几年里，他不断读书和写作，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经济学方面地读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分配论》，约翰·穆勒的《股份论》;在政治学方面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探索中世纪政治和教会的斗争;他读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作品，探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缘起，他阅读霍布斯、洛克和休漠;在形而上学方面他读康德、黑格尔、贝克莱和莱布尼兹;在人类学方面他读波兹和佛雷泽;在生物学方面地读达尔文、赫百黎，尤其喜欢读斯宾塞的《首要原理》。在本书《马丁·伊甸对我们见到他对斯宾塞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见到他对尼采哲学的大胆阐述，尽管写的是马丁·伊甸，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杰克·伦敦自己的体会的。
那时的美国文学被中西部的道德所左右，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大体总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善行自会受到报偿，恶行总会受到惩罚，文学家只描写人生的愉快面，对于粗bào严厉的现实避而不谈。杰克·伦敦却决心按照托尔斯泰在俄国，莫泊桑在法国，吉卜林在英国的榜样进行文学的现实主义革命，把只能满足高级客厅需要的文学变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学。他读英、法、俄、德各国名家的文学作品，还读各国的文学理论，寻求思想的解放。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英国的斯蒂文森和吉卜林。吉卜林曾获得诺贝尔奖，是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他的印度丛林故事极为动人。我们从杰克·伦敦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阿拉斯加小说和南海小说，如《蛮荒的召唤》、帕钦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吉卜林的影子。
1900年，杰克·伦敦的第一本小说集《láng子》出版，立即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相当优厚的收入，他原可以在成功与安定的环境里去继续从事写作的，可是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他血管里燃烧着火焰，总是渴望着沸腾的生活。
1902年，他接受了美国新闻社的委派到南非去采访布尔战争，到了英国，报社却来电，不让他去了。但他并没有就此结束英国之行，而是改弦更张，在伦敦进行了新的冒险，去发现新的写作天地。
他买了几套破旧的衣服、一双破鞋和一顶污秽的便帽，以流落英伦的美国水手身分住进了伦敦的贫民窟：东区。那是大英帝国最豪华的城市伦敦的另一面，非常可怕的一面。疾病、失望和死亡是那儿的居民的日常伴侣，生活污秽得令人窒息。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英国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把大量壮健的生命输入这里，而这些生命到第三代上就已经绝灭。随时有四五十万人在叫做伦敦的这个社会陷坑里悲惨地死亡。他说。他在东区贫民窟住了三个月，在那儿读了几百本关于它的小册子。书籍和政府报告，访问了无数男男女女，拍了许多照片;他排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住过济贫院，睡过街道和公园，看到了人们在肮脏不堪的生活里挣扎和死亡。
回到美国他出版了他的作品：《深渊里的人们》。这本书带给他的经济收入并不高，却让他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名声大振。
1904年新年，日俄之战已经迫在眉睫，许多杂志和通讯社都忙着派记者去采访。杰克·伦敦也接受了赫斯特报系的聘请去了远东。他来到日本，看出了日本政府故意留难各国记者的打算，便悄悄一个人去了长崎，想搭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船到前线去，却被日本警察当作俄国间谍抓了起来。释放后他又搭了一艘小汽艇到了朝鲜的釜山。汽艇上没有白种入的食物，也无法遮风蔽雨，他只能在寒冷的露天甲板上睡觉。到了釜山，他千方百计弄到了一条没有篷的本地船，雇了三个不会说英语的朝鲜人帮忙，靠自己驾船的本领驶进了huáng海，沿着海岸行驶。他在零下十四度的严寒和风涛里航行了六天六夜，终于到达了仁川。这时他已遍体鳞伤，脚、手指和耳朵都冻坏了。但他稍事休整之后又出发了。这回是骑马旅行，连续几个星期的马背急行军把他带到了平壤，那已是当时一切战地记者所能到达的最北之点，在那里他第二次被日本人投入监狱。出狱后他来到距离战线只有四十英里的地方，从那儿发回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和许多照片，完成了大部分记者无法完成的任务，又因故再度受到被捕的威胁，直到引起美国总统的gān预，才得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