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_吴晓波【完结】(39)

2019-03-10  作者|标签:吴晓波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扛,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两条三五烟的贿赂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jī、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

  jiāo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两百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姚主任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了解到姚主任抽烟,jiāo代邓奕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1983年,三五烟的价格是十元一条。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gān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gān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十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gān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懵茬茬。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一百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十分之一。”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chuáng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jīng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jīng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jīng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jīng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luǒluǒ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jīng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决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做最规范的企业

  到1987年底,深圳还发生了一件不被我注意,但却和万科未来、和中国城市化未来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事件。

  12月1日的深圳会堂。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有五十年使用权的土地正在拍卖中。拍卖官是后来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

  四十四家企业举牌竞投。拍卖从下午四时半开始,在刘佳胜开出两百万元的底价后,角逐正式开始。每当拍卖官喊出新的价码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有的还边举牌边喊价。角逐到十七分钟,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老总骆景星再次举牌。

  “五百二十五万元。一次叫价,”刘佳胜站在拍卖台上,高举着木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围观者,其中80%是来自北京、港澳和特区的媒体。

  “五百二十五万。二次叫价!”仍没有响应。鸦雀无声。“五百二十五万。第三次叫价!”伴随着木槌落地的声音,个子不高、有些瘦弱的骆景星成为当天的特区明星。

  媒体这样报道:“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观看了这次拍卖会。”

  主持拍卖的市府副秘书长王炬满意地答记者:“这个地价比政府的期望价要高得多。7月1日市政府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包括12月1日公开拍卖在内,已用三种不同形式有偿转让了三块土地,得到了两千三百三十六点八八万元的土地使用费。在这之前的1985、1986两年,全特区收取的土地使用费不过是两千三百多万元。”

  这场土地拍卖会之后的第二十八天,也就是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

  其后,全国许多城市参照深圳的做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与此同期,经过前几年的摸索,我放弃了做饲料的方向而转做电子仪器,并组成了深圳现代科仪中心,之后又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缩写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赛格集团、城建开发集团、物资总公司、石化总公司等六家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

  新成立的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孙路、来自武汉的青年gān部李杰、西南财大研究生冯佳。孙路负责文件起草和宣讲,李杰负责同各职能部门的联络协调,冯佳则扮演智囊及吸收社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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