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我也经常读到他们三人的作品了。他们三人的写作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jīng雕细刻，写得jīng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我保存着他稍晚些年写的四首诗，可惜的是x时期的诗作已经难寻踪迹，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诗：“月亮患了癌症”，“太阳是个大傻瓜”。他也写短篇小说，文字同样唯美而jīng炼。我记得一篇的情节，写一个美丽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炉火前一边烧毁信件和日记，一边回忆往事：她曾经与一个有才华的同学热恋，那个同学成了右派，她后来违心地和一个当公安gān部的同学姘居，从此幸福毁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孙经武擅长写评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歌剧《蝴蝶夫人》之后，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对剧中细节的描述之详尽和准确使世英惊叹不已。世英告诉我，他经常钻研《毛选》和党史，然后写评论文章。我只看过一篇，题为《论纸老虎》，辞藻很华丽，讽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其中说，既然是纸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会破的，何必那样如临大敌。又说，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làngcháo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jīng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qiáng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jīng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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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为郭世英担忧 周国平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