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qiángjian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chūn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jīng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他接着说：“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jiāo。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gān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
资源的外地gān部中流传着一句话：“过了打鸟界，回头拜三拜。” 打鸟界是资源公路上地势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资源与临县的jiāo界处，外地gān部一旦经这里进资源工作，就万难调出，如能调出就是莫大的幸运，因此要拜了。开始时，我对在哪里生活并不在乎，所以对这句话也就不以为然。可是，现在，当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终于走出之时，我不禁也要回头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敏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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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冻 周国平
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gān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chuáng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jīng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