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gān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对我十分友好，经常送我一些东西。有一回，她送给我几本连环画，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亲见了说是坏书，命令我统统还掉。还有一回，她送给我一套照片，一对luǒ体男女好像在摔jiāo，其实是性jiāo姿势的示范。当时我不懂，上课时拿在手里玩，被陆老师发现了，她气得发抖，当即没收。
父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很重视的，经常检查我们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载有每次的测验成绩，为了刺激学习的积极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布了一个奖惩办法，每得一个五分奖励五分钱，每得一个二分扣除五分钱。一开始他付现金，但两三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办法对他很不利，如此付给我们的零用钱太多了，就改成了记帐。事实上，此后我们每人只得到了一个用来记帐的小本子，付款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我小学时代的记忆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别清晰。当时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像片，以至于我最早会画的图画就是他的头像。那一天，在晨会课上，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告诉我们，斯大林患了脑溢血，生命垂危，但近两天已有好转。正说到这里，有一个老师在教室门口示意她过去，与她耳语了几句。她回到讲台前，一脸悲伤，说：“斯大林同志已经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洗衣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叹息了一声，又继续洗衣服。其实我也没有悲伤之感，但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该做点什么。我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消息，挂到墙上。我还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个全国鸣笛默哀的时刻。哀笛一响，我看见行人都站住了，一个三轮车夫紧贴一间芦席棚屋，两臂伸开，姿势非常奇怪。在我脑中，斯大林的死与这个三轮车夫的奇怪姿势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留在记忆中的还有紫金小学的厕所，只因为有一阵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说厕所的门口会突然伸出一只长满绿毛的大手。孩子们在传播这个消息时很认真，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仿佛都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于是，许多天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尽量少上厕所，上完赶紧逃离。有一回上厕所时，我旁边站着别班的一个同学，他十分瘦小，皮肤发绿，我清楚地看见他撒出的尿也是绿色的。我当时突然觉得，在绿毛大手和他的绿尿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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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是老师的宠儿 周国平
在某一个节日，我去我女儿的幼儿园看孩子们表演。有的节目只有少数孩子上场，演出时，其余孩子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眼中she出羡慕的光芒，我的女儿和另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场下做起了节目中的动作。我默默看着，意识到在孩子们眼里，被老师选中是何等的光荣。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师选中参加节日的演出。那是一个表演唱，演出时，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一边唱“康玲玲康玲玲骑马到北京”，一边转圈子作骑马状。那天我特意穿了一双新皮鞋，不争气的是，刚走了几步，鞋带就松了，我弯身系鞋带，别人只好也停下来。我怎么也系不上，老师便上台来帮我系。一会儿另一只鞋的鞋带又松了，节目再次被打断，老师又上台，但不是帮我系鞋带，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下了台。从此以后，演节目再没有我的份了，每逢节日会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经为不能加入少先队而伤心。那时候入队必须满九岁，三年级时班上建队，大多数同学在同一天戴上了红领巾，我因为不够年龄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红领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见我的姐姐，因为她也是红领巾。当时少先队有一个规定，队员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队礼，每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来了入队的一天，才觉得能抬起头来了。我无比自豪，戴着红领巾一口气跑回家，满以为父母和姐姐也会表示惊喜，不料他们毫无反应。
这类事情在我现在看来当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可以溯因于小时候极少分配到荣誉。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师的权威，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阶段。我这样一个看破身份的人，当年还不是把老师的宠儿视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