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jīng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jīng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象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jīng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jīng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jīng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qiáng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迭。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dòng。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jīng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jīng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jīng神需要。他在jīng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jīng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gān?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jīng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止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qiáng烈的jīng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jīng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cháo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jīng英或想当jīng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cháo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jīng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jīng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cháo流淹没。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jīng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jīng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象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jīng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jīng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jīng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底地说，真正jīng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唯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jīng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jīng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jīng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jīng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jīng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1994.8
时尚考察“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唯“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chuī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qiáng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