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 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 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 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 尼琴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 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 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 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 “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 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 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qiáng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 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jian的历史真相，所谓“好汉jian”只能使我们的 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呐喊”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 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 “城头变换大王旗”?
郭沫若母亲的“诗教”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大学者，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huáng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huáng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而杜邀贞自幼即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地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bī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jiāo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