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bī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jī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jīng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pào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láng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bào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cháo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gān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bào”，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4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