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特别yīn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我们都吃了一惊，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请饶恕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
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看起来很雄壮，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说!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
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
五
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尤其是铁路工友。
火车的jiāo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
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
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北伐期中，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尤其自告奋勇，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
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可以并坐三两个人。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摇着两边的发动机，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
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摇起来的速度，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
是漆黑的夜，没有月，也没有星。除掉到了车站，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煌之外，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好像是亲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岗，走不好远便有“口令!”“特别口令!”的呐喊，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
工友们很卖力。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车上的人把车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唤，便有回应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一听了我们的来历，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我们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样!
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dàng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
六
到了德安车站，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
月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
虽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但士兵们一定要我们停车，不准我们过去。
一位短小jīnggān的人来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广东人，哨兵向他敬礼，称呼他是排长。
我对他说：“我是党代表，受了总指挥的嘱托，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铁面无情地回答说：“唔得!就系总指挥自己来，也唔得过!一定要有营长命令先至得!”
“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里!”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渠去。”
真不愧是“铁军”的少校，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
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前面十里路光景，还有一个尖兵站，这儿就算通过了，那儿你也通不过。
“你们的营长姓什么?”
“姓张，张总指挥的张。”
糟糕!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我开始有点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当面做人情，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不了的，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来也怕过不了。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
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我们谢却了。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就坐在那手摇车上，睡了一个半夜。
七
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铁路东面。第二天清早，在八点钟左右，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上着刺刀，把我们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而得到营长的许可，叫他那样做的。照官制，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而且有监军的任务，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论理也还应该。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事实就等于“共产党的代表”，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倒是最合格了。
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阳，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chuáng，chuáng上便睡着那位营长。他受了通报，看见我们进了课堂，便很想撑起身来。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劝他不要客气，但他仍然抬着半身，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
营长也是广东人，说他在发疟疾;看那样子的确也很láng狈，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他。
我把来意告诉了，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我告诉他：“这是机密要事，故尔只能用铅笔写，也不好署名。但总指挥的亲笔，你总是认得的。”
营长没有多么留难，只是说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难吧，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不通火车。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写了一张路条，写明“有某某官长四名，勤务一名，准予通行”字样。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
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说：“一定打不起来的，请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jīng卫，并不反对总指挥。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
就这样，我们便告辞了出来，循着原路走回车站。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