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jī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徒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们有时间作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pào，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pào了。”“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pào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郭沫若关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从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须要刮东南风才行。他问安琳：“风向转了吗?”
“哦哦，还没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风。”
乘风破làng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贷船去了香港。这一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风雨同舟”。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六)贤妻为贵
(六)贤妻为贵
上海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这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这次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辗转回到了妻儿们的身边，真是有“世乱遭飘dàng，生还偶然遂”的欢喜。安娜“惊定还拭泪”自不必说，四个孩子也在楼上欢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样子。可是安娜却把他们喝住了：“嘘!——”
郭沫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安娜怕附近有侦探，故而不让孩子们大声嚷嚷。四个孩子乖顺地静默了下来。郭沫若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热达四十度。经诊断为斑疹伤寒。由于正在受通缉，他只好偷偷摸摸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先后同学，安娜噙着眼泪一再央求他道：“请多多关照，无论如何使他康复。”
石并勇医师认真负责地说：“我会尽力的。”
入院后的头两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他的大脑神经好像错乱了，腥风血雨，战场、死亡，从那赤道的流沙中chuī来烈火，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里chuī来冰魂，黑夜和他对话，头颅被人锯下，如像肃杀的秋风chuī扫残败……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颠倒了的记忆里。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但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的爱来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赶到医院里来了。早上来时她要坐到中午，午后来时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来都给郭沫若带来鲜花和果品。
那红亮的苹果溢着清香。
那鲜嫩的花朵犹自带着朝露。
它们不是药品，但比药品还要珍贵，因为其中凝结着安娜的爱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恶化。危笃时他甚至连安娜都认不得了，他大声骂詈她，加给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过一会儿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来结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给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灵巧的手枪!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处，望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丈夫，暗自伤心垂泪。石井勇医师悄悄走近她的身边，低声说道;“可以准备后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请救救他吧，医生1”
石井勇医师沉吟了一会儿，又对安娜说道：“谋事在医，成事在人。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qiáng，或许能死里逃生。”
“万能的主啊!请保佑他——”安娜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她以一个基督徒的十倍的虔诚为郭沫若祷告。
奇迹果然出现了：两天之后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自小身体素质不错，抵抗力qiáng，石井勇医生的医术又高明，再加上安娜的jīng心护理，他慢慢地好了起来。又住了两个星期便出院了，他重新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安娜和几个朋友把他送回到窦乐安路的寓中。一场大病之后，郭沫若的身体虚弱极了，踉踉跄跄自己还不能走路，上楼是用两脚两手爬上去的。孩子们在楼上簇拥着欢迎爹爹的归来。寓室里收拾得异常整洁。郭沫若上了楼便又倒睡在chuáng上安息。安娜忙着去厨下为他熬粥。孩子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chuáng前，欢欢喜喜地在电灯光下做着游戏，为的是要让爹爹看着高兴。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家庭的温暖的气氛。
在医院里的几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几乎没有睡着过。晚上吃了安娜烧的粥以后甜甜地睡去，竟足足睡了八个钟头!一觉醒来，时针指着四点，天色已经蔚蓝。郭沫若如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的jīng神像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一样新鲜，脑筋异常清醒，心、里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忧虑，一点也不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