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八)别妇抛雏
(八)别妇抛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国内政界要人张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郁达夫等，或进言，或斡旋，或书信联络，最后经蒋介石同意，表示对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国内进步文化界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翘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归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
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jiāo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他迟疑着，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讲明。钱瘦铁和金祖同为安排他回国的事继续忙碌着。与此同时，日本的警察和宪兵则进一步加qiáng了对他的监视，唯恐郭沫若乘机潜渡回国。
时局在不断地变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严密监视下，恐怕一时是难以脱身的。日本警察当局甚至可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狱中。他曾经尝过日本式的铁窗的滋味。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什么坏事都gān得出来的，他们不仅会把他监禁起来，而且有可能将他秘密杀害;或者盗用他的名义发表拥护日本的声明……
为了以防不测，郭沫若预先写好了一张遗嘱jiāo给金祖同，万一他脱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话，就让金祖同在国内发表。
遗嘱是这样写的：“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rǔ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jīng神上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关在书房里写这封遗嘱的。当他饱含着热泪写下最后一句“努力吧，祖国的同胞”时，心里分明同时在对自己说道：“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开贞!”
遗嘱写好之后，郭沫若又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了一颗“沫若”的二字yīn文底印。
7月14日。吃罢早饭，邮差给郭沫若送来了一张明信片。他急忙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号等
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崖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
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
生殷尘上×月×日
安娜问他道：“谁写来的呀?”
“横滨的一位友人。”
“你要去横滨?”
“是啊，我想去海滨避避暑。”
其实这张明信片所写乃是隐语。“青年会”指神户，西式房间指外国轮船，几个房间号码指开船的日期。叔崖即钱瘦铁，殷尘即金祖同。原来钱瘦铁打听到了本月内由神户开出的外国船只，金祖同随即给郭沫若写了这张明信片，征求郭沫若的意见。
究竟定在哪一天走呢?郭沫若既想回国抗战，又不忍和妻儿们生离。此时安娜在缝衣，大儿子和夫在看书，另外三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庭园中玩耍。郭沫若内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苦衷，犹豫再三，他才选了最后一天——24日。
啊，啊，他还是想尽可能和妻儿们多呆一些时候!
他想亲眼看到安娜整天忙进忙出，他想见到两个大一些儿子埋头书案，他想看到小儿女们在园子里玩耍，掘小池喂金鱼……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而又多么难分难舍啊!
他有一颗做丈夫的爱心，他有一颗做父亲的爱心，他更有一颗对祖国的爱心。这些情感jiāo织在一起，郭沫若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死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岱岳，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钱瘦铁和金祖同为了郭沫若回去时在轮船上不被日本警察注意，本来预备购买三等舱的，这样可以让郭沫若混杂在众多的旅客之中而不致被发现。无奈二三等票都卖完了，只得改买头等舱位。花了一百六十多元的日元买了两张，一张给郭沫若用，化名是“杨伯勉”，另一张金祖同用，化名是“殷祖桐”。经过朋友们的周密安排，郭沫若决定7月24日离家，25日从神户上船回国。
这个事情一直是瞒着安娜秘密进行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寓内很沉静。郭沫若和妻儿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享受着最后一个晚上的天伦之乐。他手执剪刀修指甲——心里突然像针刺一样疼痛起来，手一抖索，差一点剪破了手指。明天一早就要悄悄地离开妻儿们，他心里实在太难过了呀!……
安娜在一旁说：“电灯光太微弱了么?”
“晤晤，”郭沫若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他的两眼在不很明亮的电灯光下闪着挣扎和彷徨的光，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
睡前，郭沫若踌躇再三，终于用试探的口吻，向安娜暗示道：“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
他不敢向安娜透露回国的确切日期，因为他不忍见到妻子和他诀别时难过伤心。那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其实安娜早就觉察了他要走的意思。这些日子，空气异常的紧张，完完全全是一种战时的气氛。到他们偏僻的寓所里来访的客人骤然间多起来了，刑士和宪兵也加qiáng了对他们的监视。安娜是有心人，她对这一切异常的现象怎么会熟视无睹呢?
有一天，安娜一个人走到市镇上去，看见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街头，请求过路的人缝上一针。她们之中，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兄弟，被军部派遣到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去，名义上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去屠杀那里的人民，去掠夺那里的财富，去占领那里的城市，去烧毁那里的村庄。总之一句话：是去制造死亡和仇恨。制造死亡必然种下仇恨，死亡和仇恨从来都是一对孪生体。安娜不明白这些缝千人针的本国妇女竟何以这么愚蠢，难道她们不明白战争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时，一位年青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道：“请缝上一针吧!”
安娜迟疑着未肯接手。那女人于是又向她解释道：“这密密缝就了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
安娜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
安娜心里明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的是中国——丈夫的祖国。中国实际上又是她的第二祖国。这是一个矛盾，只有深明大义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娜每天都读报纸，她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不时加以抨击：“实在说来，我虽是日本的女儿，但我对于本国的人民竟有由衷嫌恶的时候。”所以，听了郭沫若暗示的话语以后，她虽然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郭沫若就要别她而去，仍然像妻子送丈夫重上战场一样，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叮嘱郭沫若道：“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