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键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地衰损。然而她的jīng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huáng，又从金huáng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jiāo替，万古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1948年8月25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啊!……”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1947年3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及其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安娜决定带着三子佛孙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接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三子佛孙和女儿淑子一同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作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rǔ、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在西边，丈夫就在西边。西边意味着重逢，意味着团圆。她十分愉快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如今积忧烟消云散……”
碧海蓝天，海鸥在快乐地、自由自在地飞翔。
轮船破làng前进，朝着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中国驶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风bào。轮船颠簸摇晃，安娜和一对儿女挤在三等舱里，像是闷在锅里被翻炒的鱼。安娜呕吐得厉害，佛孙关心地抚着她，问道：“妈妈，你不要紧么?”
“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孙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佛孙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佛孙、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