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
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qiáng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jīng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
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
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rǔ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chūn
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
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第3 节 崇明岛在哪里?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 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 年9 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8 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qiáng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
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历史何其相似。1944 年3 月23 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
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
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she，死亡。仍是3 月23 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
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bào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 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
1944 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