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huáng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
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
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jī啼声，就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jī正扯着喉咙喔喔叫，jī头随着电流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巨型jī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jīng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
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原载1996 年l1月19 日《文汇报·笔会》)
第16 节 gān杯吧，托玛斯·曼!
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
“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
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他是谁?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jīng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
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chuī出来，chuī得眼睛都睁不开。”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chuī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