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小说集_郭沫若【完结】(70)

2019-03-10  作者|标签:郭沫若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cháo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

  金刚坡下

  一

  ——是谁写出了这幕悲剧的呢?

  吏太太在她的心里这样想着。她抱着个半岁光景的婴儿,立在一家临着公路的大院子门口。

  下了整天的微雨,绵绵地还没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那金刚坡上的一座碉堡笼罩了。

  一位流亡的年轻妇人,一手拖着个四岁的幼儿,一手挟着小小的包裹,在公路上冒着雨,以急凑的步武,向金刚坡走去。

  另一位抱着一匹小黑羊羔的倔qiáng农妇,也以急凑的步武,跟在她们的背后,向金刚坡走去。

  思念羊儿的哀切的母羊的叫声,思念母亲的哀切的羊儿的叫声,难割难舍地,隔着墙,在互相呼应。

  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泪来了,她低下头去,吻着她自己的婴儿,就以那样的姿势,被夜境吞灭了去。

  二

  这年轻,没有什么经验的史太太,约莫在一个月以前,又疑自己是已经有孕了。她的先生在城里某一处机关当小职员,当然没有多的钱来替幼儿买奶粉——那已经卖到五十元一磅的克林奶粉。他们便想到买山羊来喂,山羊奶和人奶相近,这样也就省得雇奶妈的麻烦。

  好容易托人买到了一匹母山羊来,是纯黑的,带着一匹小羊羔,也是纯黑的。

  买的只是母羊,羊羔才生下地来十天光景,要满了五十天,断了奶,羊主——据说是附近的一位联保主任——便要来把它牵回去。

  羊子买来没几天,史太太根据她后来的生理现象证明了是她自己的多疑闹了一场喜剧,已经没有再养的必要了。但她却是喜欢它们,尤其是那羊羔。

  她所赁居着的本是一座农家院子的一部分,山羊母子就被养在那朝门里。喂养,全是她自己经手。

  要是遇着晴天,她一早起来便要把它们牵到田地里去放,让它们去吃些青草和田里的谷桩上所迸出的三寸来往长的残稻。等待天色晚了,又去把它们牵回来。

  那山羊母子间的慈爱,就这样,每天都要为她画出好几幅动人的图画。譬如当母羊拴在田里的时候,羊羔一跑远了,母亲便要恳切地呼唤,角还未出头的羊儿,就象一条小黑狗,但嫌脚太高了一点,便四脚四爪一齐举起来跳跑到母亲跟前。跑得来真是快,而且有些不稳,令人替它担心着有打倒栽葱或横躺下去的危险。

  这些,对于乡居颇感寂寞的史太太,除她自己的可爱的宝宝之外,是最廉价而又很高贵的安慰了。

  三

  是大前天晚上的事。

  房主人的一位老太婆从外面引了两位难民母子回来。

  ——“史太太,你是做好事的人,你把她留在你这里带少爷吧,怪可怜的。”

  母亲的一位只有二十六八光景,瓜子形的脸异常苍白,身材很瘦削而小巧,假使装束得整伤一些,很容易被人看为知识阶级的女性。觳觫的一件黑色的单衫,分明敌不着下雨天的十月的寒冷。

  儿子的一位据说已经四岁了,却是臃肿得难以形容,穿着一件肮脏的大人的灰布棉军服,太长的两袖和腰身是缀短了一些的,但依然快要拖着地。脸色huáng肿,打着一双赤足。

  ——“我是在桥头看见她,”老太婆继续着说,“她的娃儿在那儿哭啦。她说要上成都去,从城里搭了到金刚坡的卡车来,车子在金刚坡便把她们放下来了。又没有钱,成都怎么去得了呢?”

  史太太的富于同情的心,立刻便被打动了,她详细地问起了那难民母子的身世。

  ——“我是沪州的人,”母亲的说,“丈夫姓李,娘家姓赵。三年前丈夫被抽壮丁,出了川去打日本鬼子。在台儿庄打仗的时候,还有信寄回来,说是日本鬼子该遭天杀,杀人放火,jianyín掳掠,无恶不作,又说仗火打得很紧,如果他是战死了,要我替他守寡,不要嫁,把儿子抚养成人,替他报仇。但自从台儿庄失陷以后,便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用着沉抑的声音,没有抑扬的口调继续着说,但她也没有什么特别悲哀的表情,就好象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那样。

  ——“我们在沪州开了一家香烟店,也还有些钱存放在亲戚人家生利,生活是过得去的。但不幸就在去年九月,沪州遭了日本鬼子的轰炸,店铺炸毁了,亲戚人家都炸死了,因此上落得人财两空。

  ——“我便带着儿子到重庆来,想找些职业,四个月前靠着一位荐头的介绍,把儿子寄放在歌乐山的保育院,自己呢在江北的纱厂里做女。寄放儿子的时候,拿了一只金戒指去抵押,每月还送十元的保育费。……”

  ——“是你亲自送去的吗?”史太太插问着。

  ——“不,一切都是经过荐头老板。”

  ——“那你是受了骗啦,保育院哪要什么抵押和保育费!”

  ——“是的,听说歌乐山的保育院很好,是不要钱的。我前天才从江北回到城里,找那荐头老板,本打算到歌乐山去看看儿子,但没想出儿子就坐在荐头老板的门口,huáng肿得不成个人样,是儿子先跳起来喊我,我才把他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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