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bào力。bào力伤害民主，我
们必须抵制bào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she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jiāo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gān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
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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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luǒ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dòng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
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
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
然后找jī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jī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jī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jī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jī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jī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jī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jī。当我看见阳台上的jī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jī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jī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jī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huáng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
，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