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jīng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huáng昏里过日子罢了。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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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gān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qiáng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luǒluǒ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bào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yīn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shòu，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bào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chuī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qiáng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