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bào制bào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1997年
---------------------
卖chuáng单的母亲
卖chuáng单的母亲
今天，5月8日，不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欧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军占领了柏林，结束了欧战。
我可以想像，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样：二十几度的气温，天空蓝得gāngān净净，风轻轻一chuī，苹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飘舞下来。小孩大声喊：下雪了!下雪了!细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头发里。
可是孩子脸颊苍白，立在冒烟的废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样狰狞，街头到处是尸体。许多人为了避免羞rǔ已经在自己的寓所里举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砾间翻找可用的物资。德国战败了。究竟是战败还是解放呢?这个问题，到半个世纪之后仍旧是报纸醒目的大标题。历史，什么叫历史，你说?
在欧战五十周年前夕，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见调查：结束欧战，谁的功劳最大?69%的德西人说是美国，87%的德东人说是苏联，96%的俄罗斯人说，是我们自己，苏联。这一节的历史究竟该怎么写?难道所谓历史完全看是谁在写史?
欧战结束，每个民族都忙着重新建国——新的政府与新的权力，新的政治图腾与新的建国神话。曾经被占领、被殖民的国家最热烈拥抱的建国神话就是qiáng调自己的悲情，控诉殖民者的不义，悲情将自己定位为纯被害者。被害者当然是无辜、善良的，而且由于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国人多年来把欧战看作一部光荣史，一边qiáng调自己的被害，一边炫耀自己的抗bào事迹，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认真地探索法国人与占领者合作的关系;尊贵如密特朗总统也不得不从光辉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坠下，变成一个灰色的人物。
对德国最不愿意原谅的，恐怕还是紧邻的荷兰人。多次的意见调查显示：荷兰人比其他欧洲人对德国人更疑惧。更没有好感。即使只是一场球赛，荷兰人最想打败的就是德国队。"是不是因为，"一个德国记者尖锐地问荷兰总理，"把大战的责任全算在德国人头上，荷兰人自己的错误就不明显了?"
荷兰自己有什么"错误"?与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憎恶成正比，荷兰人在被占领期中与德国纳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欧洲人都高。德国记者的意思是说：当年你与纳粹密切勾结，怎么事后如此自许清高?
荷兰总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兰人喜欢说——那全是德国人gān的，以便让他自己良心舒服。结论就是：德国人都是迫害者，我们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当然没有这回事，世界上哪一个殖民势力不是在一部分当地人的合作与支持下而得逞壮大的?荷兰一家报纸因而统计沦陷期间，大约4%的荷兰人是抗bào英雄，4%是"荷jian"，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数，"什么叫灰色的大多数?"柯克不高兴地说，"……我的父亲躲起来了，我的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照那样算，她也属于那灰色的大多数了?你要她做什么?背着小孩去抗bào?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把家里最后一张chuáng单给卖了，去换半公升牛奶，骑八公里路……你要她在我们村子里去革命抗bào吗?"
荷兰总理的动怒中透着真情：他看见的是一个含辛茹苦，在动dàng中求生活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母亲在政治道德上却被划分为灰类，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划成黑类的德国人其实也由百万个含辛茹苦，在动dàng中求生存的母亲们组成，她们也要卖chuáng单换半公升的牛奶来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她们是迫害者还是被害者呢?
只能把国家和人民分开来看吧。德国这个国家战败了，她的人民却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国家"所奴役的，不只是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德国人自己。chūn秋之笔写忠jian之辨，得穿越识破多少层的所谓真理?
1995年
---------------------
我的十年回首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làng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bào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