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dàng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jīng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làng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jiāo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rǔ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jiāo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