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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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的“孩子”
二十三岁的“孩子”
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其实亦步亦趋;我们看见大学法的修改，看见教授治校的实践，看见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的发展。1972年，瞿海源和杨国枢两位学者曾经发表他们对"大学生现代化程度与心理需要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学生的"顺服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大学生出生在反对运动汹涌的70年代，成长在街头抗争热烈的80年代，他们的"顺服性"绝对与二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经过解严的政治洗礼，今天的大学生也绝对不再是十二年前国民党专政下的"幼稚园"大学生。
今年四月，在一个以女性解放为议题的讨论会上，我听见身为大学教授的主讲人说："我开这个会是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完全是传统的上对下的威权口吻，我又为他紧张了：你怎么知道，台下坐着的人懂得不比你还多?
壮哉斯言。我猜想那身为教授的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年轻人不可小视。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逊的年轻人不只是口出不逊而已;有真正知识作为实力的人，才有挑战权威的资格。
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学生，他们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门门前静坐示威，敢对校务提出异议和抗议，敢公开自己不合于社会主流的性恋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静坐示威的立论所在，知道异议和抗议之后要有建议，知道反社会主流的得失代价。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们得以掌握某个程度的知识以及知识所引伸的自我权利的自觉;知识促成"敢"的行动。
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乐意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最具吊诡的是，教授和学生两方都可能为近年的民主喊过激情的口号——更别忘了，这一代学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们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时"努力争取来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与当权者论政，百姓不惧与衙门兴讼。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如果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时至今日，教授与学生之间仍然以父子、母子关系来彼此认同?
想来是因为，"幼稚园大学"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纵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没有任何制度是凭空运作的，它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传统的轨迹上行驶。同是代议政治制度，在印度、在意大利、在俄罗斯，有大异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湾的实验，更是意外百出、惊奇不断。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念并没有被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真正动摇。我们的教授和学生可能在公的领域里积极推进现代民主，在私的领域里却延续传统中以权威及顺从为主轴的师生父子观念。其间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释，但充分显示了台湾价值变迁的转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