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chuáng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油绿，有的还开着huáng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huáng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gān净吗?铺在地上的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chuī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jī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chuī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làng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huáng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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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cháo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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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