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可是统一是三号;四号就是正常工作的日子呀。
乌：可是那历史的重量，我一点没感觉到。对我而言，统一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修：对我也是。我们也许不再那么容易冲动，可是那不见得是坏事。我觉得这件事咱们德国人实在gān得不错。
问：你们认为德国人是一体了?
修：围墙倒塌就证明了：对，我们是一体的。
乌：我的护照里，在国籍一栏，向来都清楚地写着：“德国人”。可我觉得，德国是在历史上统一了，但东西两边人民的权利并不平等。
修：我不懂您的意思。两边人民在经济、社会上确实还有很多不同，但权利不平等是什么意思?
乌：您想想妇女、退休老人、或者艺术家的情况吧。
修：如果您说：东边一个退休老人的收入比西边的低，我同意。但我就得说，他的收入可比两年前共产时代要多得多啦。
乌：这种比法完全不对，而你们老是这么比。
修：不对，乌先生，不只您，还有你们新邦的人应该这么说：你们不能老跟西德的物质水准比，然后抱怨缺这个，少那个。你们要跟过去比。比起东德时代，你们的生活好多了。那个“拖笨”车就快消失了……最近有个妇女很愉快地对我说，她现在总有奇异果在家里，那是她以前想吃而吃不起的东西。这些小事情就是所谓生活水准。
乌：这场对谈越来越无聊了，修先生，我们东佬实在听你们谈奇异果听得很厌烦了。
修：我说，东佬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
乌：这您就大错特错了。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修：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嘿，你现在吃得起奇异果了，满足了吧!我同意您的说法，人们现在最难的就是适应的问题，他们全身投入一个未知。但是要变成像西德一样的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是东德人民自己的选择。
乌：太感情冲动了。
修：刚刚您说感情不够，现在又太多了。
乌：大家说起来好像当初我们有四种五种选择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边是东德社会主义经济的烂摊子，另一边是时髦的西德——我们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呢?
乌：我不反对您的说法，墙一开，东德就像糖化在水里一样消失了。但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慎思熟虑，怎么样稳住冲动的脚步。这一点没做到，结果就是，输家太多了。
修：我们有庞大的计划，为新邦付出亿万的马克。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容易在新市场中找到工作是真的，但这在西边也一样。我相信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输家，可是，我又不得不qiáng调：统一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也没有选择。
在庆祝统一周年的今天，波昂的政治圈里最头痛迫切的问题，竟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在德东一连串的反外bào力事件。
在德东大城小镇，年轻人，光头、皮靴，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外国人，用汽油弹和石块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甚至于纵火焚烧难民营。
到今年八月为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高达四百件，但这种bào力不仅限于德东;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bào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德东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bào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今年的统一庆典，德国想必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去年的沉静，是因为德国人顾忌别人对自己民族主义的猜疑。今年的沉静，是因为，统一的路途坎坷，德国人实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们无法放松自己。
辑三 大陆印象
吵 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gān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cháo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cháo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làng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
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