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chuáng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chuáng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
在这里， 我是个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jiāo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gān块的私下jiāo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jiāo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铺着一层泥泞gān草，保护新铺路面的cháo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弄着gān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