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yīn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luǒluǒ地性jiāo。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luǒ体看作罪恶。
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luǒ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
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luǒ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qiáng调礼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jian”，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知道他与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法解决感情的困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bī问：
“你是否曾与人通jian?”
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事与他的竞选公事扯在一起?
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家里的jī和狗都升天成了仙。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rǔ。
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除了自己“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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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卡特出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估计“自首”
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服于媒体的操纵?自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想了。 不为功利计算， 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
“你是否与人通jian?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娘个蛋! Go To 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
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
“你是不是个nüè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nüè待妻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
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gān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