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有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nüè。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之为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循，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guī山操》曰：“吾欲望鲁兮，guī山蔽之;手无斧柯，奈guī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3]
文章确是有些伤感，在革命年代，头脑依然如此清醒，且又多宿命之感，这是唯有思想明晰又深谙历史者才有的感觉。
辛亥前后，周氏兄弟一度沉浸于搜集金石、整理国故的乐趣中。这是兄弟两人很美好的一段生活。现在想起来，是迷人的。我常想，从域外归来，两人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整理旧的典籍，其动因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现实的无奈，或许不会这样潜心于以往吧?鲁迅的劲头十足，甚至还想结社刊印故土的文化典籍，他致许寿裳的信中曾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弟弟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很重要的文献。此书最早由鲁迅动手来做，后由周作人扶助，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完成，在整理古文化遗产上，两人的努力与汗水，确是令人感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一部史料书，内中搜集了会稽地区先贤著作8种，人物传记与文化沿革充杂其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搜集工作，始于鲁迅十几岁的时候，后因外出求学而中断。回到绍兴后，鲁迅思古之情又起，遂萌了续做的念头。在校勘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同时，他还整理了《古小说钩沉》。这也是件极艰苦的劳作，其量之大，校勘处之多，都是难以想见的。《古小说钩沉》编撰也始于鲁迅的少年时代，那么小，便留意于史料的打捞，可见其旨趣之不凡。中国古人是看不上小说的，那均是街谈巷议之事，难登大雅。而鲁迅很小即醉心于小说之类，后来于此处大建奇功，早年的熏陶起了作用。他在日本与弟弟钟情于小说，也是情有缘由的。鲁迅对《古小说钩沉》十分看重，周作人回国后，便受兄之托，帮助抄写。他后来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4]抄书是很苦的劳作。先是jīng选，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主要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聚类》、《玉烛宝典》、《雕玉集》、《太平广记》、《事类赋》等辑出。周作人对古代典籍的兴趣，受鲁迅的影响是自然的，在帮助鲁迅抄书的同时，也涉猎了其他的古董，收益很是不小。读他此时写的日记，可见出鲁迅在情趣上对他的熏染之力。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周氏兄弟主要把jīng力放在寂寞的抄写古籍与整理故乡的文化沿革之中。此间鲁迅完成了《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等，周作人则把jīng力用在了儿童文学研究、译书、抄古文等方面。从当时的治学状态上看，周作人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醉心于古文物的收集外，对古代民谣、儿歌、日本民间文化、希腊文化、西欧神话等，都有研究，并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的高雅的品位已在那时露头。不过，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大多让鲁迅看过，经过哥哥的润色，才拿出来发表。鲁迅是看重弟弟的学问的，在广度上，显然不及弟弟，但文字功夫，鲁迅却好于作人。从现在保存的一些兄弟的同篇文章手迹中，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信任态度，鲁迅的认真劲也一清二楚。但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从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他们jīng神深处，似乎仍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通过对旧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来思考改造中国人jīng神的原动力。在周作人看来，是一种美育的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大概是在寻找民智与民魂。请看周作人在《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写的文字，便可见他们在文化学上的一种热情：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5]
周作人的实地调研劲头，比鲁迅的抄古碑是不相上下的。看看他写下的诸篇学术小品，便可领略那时的状态。现在想来，他们回国后，从职业来看，在知识分子那儿，还算不错的。鲁迅曾任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周作人则被推举为教育会长，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仕途上，业余时间，差不多都陶醉于书趣之中。这是留学归国后两人的默默思索的时期，也是重新设计自我、探求人生之路的苦闷期。试想一下，当他们从热烈的、充满诗情的留学生活，忽地返回到停滞的故国，心境是怎样的复杂。摩罗诗人式的激情与尼采式的声音，在枯寂的抄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绝望与希望，于此中同时并存着。历史在悄然地变革着，青chūn也慢慢地从体内流过，他们似乎听到了历史与人的残酷的进化之声。然而传统的黑暗使他们一时无法调动自己的全部热情，而是一任长夜在无声地流动。读那时鲁迅写下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想，他们的心境，大致有相似的部分，彼此的世界，也多是如此。有什么比无奈更让人痛苦么?周氏兄弟在故乡工作的几年里，是深味寂寞之味的。
鲁迅不久便对教育工作失望了。他有个时期，想到上海的报馆和编译馆工作，但由于对方不了解他而未能如愿。离开教书工作，另谋职业，原因有多种。一是对绍兴政局的不满。辛亥革命后，绍兴一如既往，恶势力照样横行于城内外。一些人貌似绍兴革命党人，实则对百姓亦有凶残状，鲁迅与这些人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二是兴趣转移，他似乎对潜心治学和独立的社会活动产生兴趣。所以当1912年2月，许寿裳写信催他去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时，他慡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