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驶进位于高地另一侧的城市，两侧绿树成荫的公路灰尘扑扑地陡然上升，然后下降，穿过老城墙外人们正在建设的新城区。我们路经斗牛场，这是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在阳光里显得很结实，我们接着从一条小巷驶进大广场，在蒙托亚旅馆门前停下。
司机帮我们卸下旅行包。有群孩子围观我们的汽车，广场上很热，树木青葱，有些旗帜悬挂在旗杆上，一圈拱廊把广场团团围住，避开阳光躲在拱廊下的yīn凉处是很舒服的。蒙托亚看见我们很高兴，同我们握手，给我们安排了窗户朝广场的好房间，然后我们洗脸洗澡，收拾gān净了下楼到餐厅吃午饭。司机也在这里就餐，吃完饭，我们给了他车钱，他就上路返回巴荣纳。
蒙托亚旅馆有两个餐厅。一个在二楼，俯瞰着广场。另一个比广场的平面低一层，有扇门通后街，牛群在清晨跑向斗牛场的时候，就是路经这条街的。地下餐厅一直很yīn凉，我们饱餐了一顿。到西班牙的第一顿饭往往使人震惊，有好几碟冷盘小吃、一道jī蛋做的菜、两道肉菜、几色蔬菜、凉拌生菜，还有点心和水果。要把这些都吞下肚去，必须喝大量的酒。罗伯特·科恩想说根本不要第二道肉菜，可是我们没有给他翻译，因此女侍者给他换了另一道菜，好象是一碟冷肉。科恩自从在巴荣纳跟我们会合以来，一直心神不定。他弄不清我们是否知道勃莱特在圣塞瓦斯蒂安曾经和他在一起，此事使他感到很尴尬。
“哦，”我说，“勃莱特和迈克今晚该到了。”
“我看不一定来，”科恩说。
“怎么不来呢?”比尔说。“他们当然会来的。”
“他们老是迟到，”我说。
“我认为他们是不会来了，”罗伯特·科恩说。
他说时带着一种比人高明的神气，把我们俩惹恼了。他们今天晚上到，我和你赌五十比塞塔，”比尔说。他一生气就打赌，所以经常赌注下得毫无道理。
“我同意，”科恩说。“好。你记住，杰克。五十比塞塔。”
“我自己会记住的，”比尔说。我看他生气了，想让他消消气。
“他们肯定会来的，”我说。“但是不见得在今天晚上。”
“你想反悔吗?”科恩问。
“不。为什么反悔呢?如果你愿意，就来它一百比塞塔。”
“好。我同意。”
“够了，”我说。“再抬上去的话，你们就得要我做中人，让我来抽头了。”
“我没有意见，”科恩说。他笑了。“反正一打桥牌，你就可能把钱赢回去。”
“你还没有赢到手哩，”比尔说。
我们走出门外，从拱廊下绕过去，到伊鲁涅咖啡馆去喝咖啡。科恩说他要去刮刮胡子。
“告诉我，”比尔对我说，“这次下的赌注我有希望赢吗?”
“你的运气糟透了。他们到哪儿也从没准时过。如果他们的钱没汇到，他们今晚绝对到不了。”
“我一张嘴，当时就懊悔了。但是我不得不激他摊牌。我看他这个人不坏，可他从哪儿得悉这内情的呢?迈克和勃莱特不是跟我们说好了要到这里来的吗?”我看见科恩从广场上在走过来。“他来了。”“噢，得让他改一改自大的毛病和犹太人的习气啦。”
“理发店关着门，”科恩说。“要到四点才开。”
我们在“伊鲁涅”喝咖啡，坐在舒适的柳条椅里，从凉慡的拱廊下面朝大广场望去。一会儿之后，比尔回去写信，科恩上理发店。理发店仍然没有开门，所以他决定回旅馆去洗个澡，我呢，还在咖啡馆门前坐着，后来在城里溜达了一下。天气很热，我一直挑路的背yīn一侧走，穿过市场，愉快地重新观光了这座城市。我赶到市政厅，找到每年给我预订斗牛票的那位老先生，他已经收到我从巴黎寄来的钱，续订好了票子，所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是档案保管员，城里的全部档案都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这和这段故事无关。但反正他的办公室有一扇绿粗呢包的门和一扇厚实的大木门。我走出来，撇下他一人坐在排满四壁的档案柜之间，我关上这两道门，正走出大楼要上街的时候，看门人拦住了我，给我刷掉外衣上的尘土。
“你准是坐过汽车了，”他说。
领子后面和两肩都沾满了灰蒙蒙的一层尘土。
“从巴荣纳来。”
“哎呀呀，”他说。“从你这身尘土我就知道你坐过汽车了。”于是我给了他两个铜币。
我看见那座大教堂就在街道尽头，就向它走去。我第一次看见这大教堂时，觉得它的外表很不顺眼，可是现在我却很喜欢它。我走进大教堂。里面yīn沉而幽暗，几根柱子高高耸起，有人在做祷告，堂里散发着香火味，有几扇jīng彩的大花玻璃窗。我跪下开始祈祷，为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祈祷，为勃莱特、迈克、比尔、罗伯特·科恩和我自己，为所有的斗牛士，对我爱慕的斗牛士单独一一为之祈祷，其余的就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然后为自己又祈祷了一遍，但在我为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昏昏欲睡，所以我就祈求这几场斗牛会是很jīng彩的，这次节期很出色，保佑我们能钓几次鱼。我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事要祈祷的，想起了我需要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接着我开始想该怎样去挣，一想到挣钱，我就联想到伯爵，想到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在蒙马特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想起勃莱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可笑的事儿。这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想到自己在祈祷，就感到有点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gān了。阳光热辣辣的，我靠着一些建筑跨过广场，顺着小巷走回旅馆。
那晚吃晚饭时，我们发觉罗伯特·科恩已经洗过澡，刮过胡子，理了发，洗了头，并且为了使头发不翘起来，洗完后还擦了点什么油。他很紧张，我也不想宽慰他。圣塞瓦斯蒂安来的火车九点到达，如果勃莱特和迈克来的话，他们该坐这一趟。九点差二十分，我们还没有吃完一半，罗伯特·科恩就从饭桌边站起来，说他要到车站去。我存心戏弄他，就说要陪他一起去。比尔说，要他离开饭桌可得要他的命。我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走到车站。我因科恩神经紧张而幸灾乐祸。我希望勃莱特在这班火车上。火车到站晚点了，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黑地里，坐在推行李的手车上等着。我在非战时的生活中，从没见过一个人象罗伯特·科恩此时这么紧张，这么急切。我感到怪有趣的。这种高兴的情绪是恶劣的，可我的情绪确是很恶劣。科恩就有这种奇特的本事，他能在任何人身上唤起最丑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