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胡适：《四十自述·bī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cháo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
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cháo》，《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jiāo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jiāo。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chūn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
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làng漫主义jīng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cháo中拍làng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làng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cháo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làng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làng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làng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làng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làng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cháo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
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cháo的年轻弄cháo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