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huáng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jīng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huáng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jīng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jīng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jīng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jīng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bào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dàng，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jiāo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jiāo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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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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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láng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jīng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cháo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dàngdàng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pào，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qiáng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