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dòng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dòng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慡，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làng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she日破愁天”一诗。①
--------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gān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dàng，沫若的内心也在动dàng。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jīng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rǔ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