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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jīng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jīng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qiángbào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làng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jiāo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gān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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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yīn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gān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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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jīnggān、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chūn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chūn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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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jiāo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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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luǒ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