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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沫若团结广大民主人士，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利用各种活动和场合不断与美蒋作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与邓初民去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席上海市“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准备发表演说。大会还没开始，国民党特务和bào徒就手持铁尺、棍棒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当场打死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打伤群众数十人，并有许多人被捕。打手们正要冲上主席台对郭沫若下毒手，群众立即手挽手围起人墙予以掩护，让他从主席台后面越墙离开了会场。他赶到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报告了此事经过，即代表该协会去仁济医院慰问受伤职工，然后又前往伪huáng浦警察分局营救被捕的无辜群众，并接二连三发表谈话，作诗写文章，斥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正是对‘民主’、‘宪法’之类最大的最好的讽刺!再一次证明了今天我们的人身、集会、言论等自由丝毫没有保障!”几天之后，他写的梁仁达烈士挽歌由音乐家孙慎谱好曲，印发给工厂、商店和学校，悲愤的歌声响彻上海滩头：
血染huáng浦cháo，洒尽人民泪，
爱用国货为什么有罪?
人民是主人，买卖是自由，
不买美货为什么有罪?
亲爱的梁仁达，你为爱国而牺牲，
你将垂青史，你是民族的光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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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7年2月14日《联合晚报》。
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陆续被无声手谕查禁，这在上海以至整个国统区已经司空见惯。然而自由在我，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①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篝火”，他帮助《文汇报》进行全面改革，先后创办了《新思cháo》、《新文艺》、《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在担任总顾问的同时，还亲自负责编辑前两个周刊。结果以他为旗手，一大批进步文化人集中在《文汇报》，真是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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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由在我》，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第1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迅速解放全国人民。“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①沫若欢欣鼓舞，准备拼死大gān一场。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他呼吸着血腥的空气，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党组织为确保他的安全，特地安排叶以群(1911—1966)于十一月十四日护送他去香港。“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dàng送征衣。”沫若服从党的调动，又由水路奔赴新的战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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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蜩螗集·再用鲁迅韵书怀》
四十七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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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十载一来复”》，1948年2月14日《野草文丛》第8集《chūn日》。
这次沫若来香港，算起来是第三次了，恰好每隔十年“一来复”。他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岛的，一周后立群才带着子女来一起暂住在九龙公寓中，后搬入九龙山林道一幢楼上。从白色恐怖中脱身，自不免有“再生之感”，可是此地“房子亦需顶费，一切均染上海派，而物价则超过上海约二倍。初来人以法币过活，真感老火耳。”①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大批文化人已先沫若聚集在岛城，山林道新居很快成为香港的天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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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7年12月5日致戈宝权信，见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身在海岛，心cháo逐làng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为迎接这个人民大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暨欢迎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人来港，文协香港分会于年初的一天晚上举行新年团聚晚会。会上沫若讲话，建议从事文艺活动的朋友们，虚心袒怀地研究一下新的一年文艺的任务，从而制订出一九四八年中国文艺运动的纲领，这样才能迎接更大的胜利。他想到日前参加部分离校的中大师生举行的新年团拜时，曾应大家要求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倾向》为题作报告，谈到今后文艺“要丰收，就要把作家的臭架子去掉，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纲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沫若实际上担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开展文艺活动，他有许多设想和考虑，总的方向是：“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①。具体说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坚决主张以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作为今天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号召有正义感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参加文艺阵线上的大反攻，扫dàng形形色色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文艺。然而落实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时，却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则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这显然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而他当时却自认为战斗性qiáng。在另一篇文章《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他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并指示了开拓诗歌的两条大道：一是启发人民的文艺活动，让人民自己写，二是诗人向人民学习，先存心努力去做人，然后再存心努力去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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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活动的总方向》，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什么才是今天真正人民的文艺?沫若早已从解放区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得到解答。在上海期间，他就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读过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读过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它们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情怀完全洗刷gān净，显示出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他要把这种崭新的文艺推荐给国统区和港澳的广大读者。因而当他获悉《小二黑结婚》已被改编成剧本，将由南方学院文艺系学生登台演出时，他连连夸奖：“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随即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题写了《〈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并在看了他们的彩排之后，还题词向广大观众作介绍，说：
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