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定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来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rǔ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二十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你走。”又说,“这里不安全的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 ，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就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那这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了，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的都对，李忻跟过你二十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转为帮助抗日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jiāo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jiāo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 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吗?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就是当天有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she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 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pào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 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 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带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jīng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 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当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huáng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 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 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 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