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蒋介石对于孙夫人非常地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这才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几句词，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孙夫人说话。覃振一面哭着一面说：“请孙夫人说话，我们欢迎孙夫人，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说完了这话，委员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泪来。于是孙夫人就说话。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不可专制，专制一定打败仗。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孙夫人指责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时，她忍不住失声而哭了，许多人都受了极深的感动跟着流泪。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这次的欢迎会，蒋介石就没有出席。许多朋友都彼此相问：蒋介石是尊重孙总理的吗?还是别有用意呢?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周围二百里内，无论文武大小官吏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都觉得自己不能问事，因为谁问了事都不算，无论大小事都得蒋介石亲笔下条子，才有人去办。
举一个例，重庆到南岸的几条渡江小轮都要蒋介石说：“船要洗净!”那些管船的人们说：“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那好了，我们不问，就等你下条子吧。”
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机关的门窗不gān净，蒋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换蓝布的。因为蒋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于是一切的事都没有人负责任。比如重庆的自来水，每隔一二里路的地方，都有个卖水的管子，担水的人们常常排成半里多路的行列，阻碍着jiāo通，人们没法子走路，也没有人管。为什么?不敢管。同时重庆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里都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蒋介石下条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事。
第51章 阻碍献金救国增加抗战力量
起初我看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们实在是可怜，又加上军财两部，一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蒋介石，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后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后，还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pào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在这里就听见蒋介石派了二三十个特务跟着我，同时也有打前站的宣传说，冯先生出来献金，蒋介石不赞成，因为蒋不愿意民众接近冯先生。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非常危险。”我问他们怎样危险?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种税。一只jī，一个蛋，有税;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蒋介石派了军队就要保护这些关卡，就在门前架起四架机关枪，对老百姓们说：“你们敢反对，就开机关枪打死你们。”百姓们那么多，他们绝不怕。有两位老绅士怕把事情闹大了，就跪在机关枪前说：“千万别开枪啊!”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好说歹说地说了一个星期，关卡们才把小葱白菜的税减了一些。两位老先生问我：“国民党不是说：免除苛捐杂税。这些什么都上税的办法，北洋军阀政府没有的，满清政府也是没有的。冯先生你说这些事情蒋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说：“重庆一个渡船打扫gān净都是他下条子，像关卡抽税的事不是他命令，谁敢做呀!”
在这里还有一件顶有意思的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非是教育部的书局不能买。可是纸太坏了，我们都看不清楚。冯先生，你看看这书，你看得清楚吗?”我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小学生说：“若这样，我们活到你的年纪就要变成瞎子了。”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那小学生走了两三步，又回来问我：“冯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办教育的人们这么坏，政府为什么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从乐山到夹江是一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gān。
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办党出身的。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
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我听冯先生讲话，我的眼泪把我的胸膛全流湿了。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事后有人对我说：“前三四天有特务人员从这里经过，说冯先生来献金是绑票式的，把你请了去，一个人非捐多少钱，不叫你出来。这里的绅士听见说就害怕得都跑到乡间去了。”昨天有人听了我的讲话，今天又听了我的讲话，马上乡间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乡间去的人又想回来，又不好意思的，反倒托了一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他们愿意献金，是因为有些特务吓他们下了乡，觉得对不起。我表示没有什么关系，救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