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发后，“慎重”问我，你好么？
我说，还那样，你呢？
寒暄几句后，“慎重”说他要睡了。
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爱过我么？
Puppy，我就是这么的怂，我压根不敢问我和他是什么时候分的手。我等“慎重”的回复等到我以为他压根不想回复，才等到。
他说，这世界上有很多99分的感情，就是所有人都说“她哪哪都好，你们应该在一起”，于是当事人也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恋爱了。大部分人就这样恋爱、结婚，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那个满分的对象，他们与99分的另一半过完一生，总觉得缺点什么又死活找不到原因。但一小部分人后来遇到了100分的恋人，才明白99分那个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合适。如果此生无恙，99分就是最高，谁让他不幸遇到了100分。
“你是我99分的爱人，她比你多一分。”“慎重”如是说。
Puppy，你知道么？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无力感，我没有回复就下线了。但我心里那个真实的自己在挣扎：“妈的你是老子10000分的爱人怎么办？我靠，你将来遇到101分的爱人你怎么办？你马上给我死一秒都别耽误！我他妈的才不会再爱你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再爱任何人。
至此，我默默删掉了与“慎重”相关的所有，十分想假装过去的七年里除了一条叫Puppy的公狗，我再也没有在意过任何异性。我想念Puppy，七年的时光里，除了我父母，再也没有谁像他这样被我爱且爱过我。
Puppy的死彻底击垮了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已经陷入癫狂的状态，不会有人像我，缅怀一条狗像缅怀一个人，一天更新一百条状态纪念它：
“今天去了之前常去的电影院，Puppy想念你。”
“普通青年都文艺，文艺青年才二bī，Puppy，你走后北京无人和我说话。”
“假如时光倒流，Puppy。”
……
Puppy的死带来的打击，直到几年后我认识了新的爱人才慢慢释怀。26岁时，我终于谈了新的恋爱，四年后结婚。
结婚第一年，我丈夫捡了一条狗回来，说是在家门口发现的，问我能不能养。我说别逗了老娘有家族遗传的过敏性鼻炎，别说是狗，弄条毛毯我都直接住院了。
我丈夫非常费解：“那Puppy呢？你为啥不对Puppy过敏？”
因为从来就没有过Puppy啊！我从来，从未养过狗。只不过，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那么一段想要费尽心思举重若轻的往事，反而越是假装不在乎越是弄巧成拙。我不能接受那样被分手的结局，也不想像个怨妇一样地满世界抱怨，才选择了对我假想中的狗倾诉。就像我因为不想jiāo稿，生了一个假想中的儿子，并因为他的哭闹没有思路一样。
感情稳定的人，谁会没事儿更新状态给别人看呢？不过是想让那个再也不会看见的人看见，不过是想让那个再也不会在意的人在意，才会一天几百条事无巨细地汇报。不过是想提醒对方，你失去我是你的损失。只是，那时的我忽略了一点，不论是我的狗死了，还是我本人死了，对方都不会关心，因为他根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从信息的洪流中仔细分拣出属于我的只言片语。后来想想，最好的惩罚是：就算你会好奇，你只需要知道，我离开你之后过得比跟你在一起时好。是的我很好，我不会爱你，恨你，甚至不会想起我需要想起你。
再见Puppy Love，差一分的爱人，永远不会变成完美的另一半。
听着听着就老了
文/huáng昱宁 @huáng昱宁 作家 译者
是要到了地铁里的每只手机都会飘出神曲的年代，才会突然想起，以前听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轻便的事。“小时候守着电台等我最爱的歌”（When I was young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仅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词，更是穿越时空滋养了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温这首《昨日再来》，你只须轻点鼠标，打包下载，七八个中外版本信手拈来，但是你没办法复制当年国门乍开时，端坐在收音机前，被汹涌而来的新鲜cháo水打湿的仪式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可以听到时髦音乐的电台节目屈指可数（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录音乐万花筒”和欧美范的“立体声之友”，这些节目的名称都像当时刚刚打进内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时装之苑”一样，带着中规中矩的时代烙印），确实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时“人民日益增长的听歌需求与落后的社会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
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qiáng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yīn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chuáng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gān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huánghuáng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jiāo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