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_李海鹏【完结】(22)

2019-03-10  作者|标签:李海鹏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洁净,每辆汽车都很鲜亮,像刚刚洗过似的,房子大多是米huáng或浅灰色的,跟人们的衣着一样,低调又得体,透着那么一股格调和涵养。如果只看这些优点以及国民的和平信念,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不过遇到“历史问题”时,我则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在东京等地,我们问到的每一个日本国民,除了几位学者和少数“左翼”人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痛痛快快地承认本国曾经侵略过亚洲诸国并犯下罪行。听了他们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关于日本的“暧昧”的特性的说法是多么jīng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妇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游行,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妇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luǒ,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jīng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chūn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chūn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 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làngcháo,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gān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性的,无非拿钱gān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性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炸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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